鉅亨網編譯劉祥航 綜合報導
2019/05/28 10:100
中國政府 20 多年來首度接管銀行之後，人行雖然多次向市場喊話，不過此舉仍給估值原本就處於低點的中小銀行帶來壓力。
據《彭博》報導，衡量香港上市中資銀行表現的彭博指數，週一 (27 日) 跌至 4 個月低點，銀行間的回購利率則躍升至 1 個月以來的新高。
中國銀保監會上週決定，自 5 月 24 日起接管包商銀行 1 年，至 2020 年 5 月 24 日止，這是中國 20 年來首例。
包商銀行被接管的根源在於表外貸款，中國的中小銀行會藉此繞過對弱勢借款人放款的規定，並逃避資本和撥備要求。
中金公司週一發布報告認為，和包商銀行規模類似規模的城市商業銀行，或在其周邊的類似銀行，預計股價將感受到壓力。
包商銀行成立於 1998 年，前身為內蒙古包頭商業銀行，在內蒙自治區共有 14 家分行，另外在北京、成都、寧波、深圳各有 1 家分行。
評級公司標普全球週一警告，一些激進的中小銀行「很容易受到經濟放緩的影響」，因為他們的風險管理能力，無法跟上其快速成長的步伐。
在中國經濟弱勢省份的區域性銀行，為追求快速成長，採行非傳統貸款擴張的方式，這種情況在 2018 年初達到頂峰。根據瑞銀 2017 年的報告，這類利用影子貸款工具，以擺脫經營困難的中小銀行，所面臨的企業風險更加廣泛。
許多銀行已經因為風險偏高，促成其估值一直偏低，黑龍江的哈爾濱銀行股價淨值比約只有 0.34 倍，遼寧的盛京銀行僅 0.41 倍，而在香港上市的中資銀行，平均的股價淨值比則為 0.7 倍。
今年香港上市的大部分地區商業銀行均下跌，其中甘肅銀行股價下跌 27%，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跌 36%，相較之下，國有的 5 大行僅挫 1.9%。
2019年5月28日 星期二
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
周雪光談改開40年（下）
周雪光談改開40年（下）：中國社會過度承擔改革風險，未來能分散政治壓力嗎？
我以為，中國改革成功取決於政策制訂者是否可以選擇一條分散改革風險、分散政治壓力的途徑〔制度安排〕。
2019-01-24
位於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是中國第二高樓及世界第四高樓，一對夫婦正乘搭電梯往大廈116樓的觀景台。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端傳媒已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學術雙月刊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是備受中國研究者、觀察家們關注的一段時期，如何評估、如何總結、如何繼續進行，這些問題在2019年也是被持續關注的。本文原載於《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由著名社會學家周雪光教授撰寫，一窺中國改革四十年的路徑與巨變。端傳媒經《二十一世紀》授權發表，原文標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因長度原因，文章將分上下兩篇發表，本文為下篇。
上篇請見：周雪光談改開40年（上）：調動「諸侯」競爭，改革開放衝破封閉穩定的蟬繭
社會是改革風險的承擔者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
改革開放的過程推動了高速的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愈做愈大，水漲船高，社會各個階層均從中獲益。但任何制度性變革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不同群體的利益，而且影響程度不同、方向不一。前面說到，開放提供了榜樣力量和競爭壓力，調動了「諸侯競爭」的積極性，提供了讓企業家用武的天地。毋庸置疑，中國經濟改革最為活躍的部分是民營領域。在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搞活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極大地推動了中央政府放手改革的政策取向。民營企業在提供基本生活品和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社會生活活力等民生基礎建設方面成就斐然。近年來，在高科技領域中民營企業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也日益明顯，這些方面已有大量討論。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2009年底，美國《時代》（Time）雜誌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中國農民工獲得第二位，這個結果不無道理。改革開放早期，多數民眾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但近年來財富分配懸殊狀況日益惡化，社會流動固化趨勢日益明顯。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特別是體制外的民眾，既是改革的具體承擔者，又過度承擔了改革的風險和代價。
首先，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穿梭在家鄉與各個城市之間，從工廠、建設工地到服務業，在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求溫飽。幾年前，我在北京與外地來的理髮師傅閒聊，問起他的生活狀況。他提及他們夫婦倆在北京過着艱辛的生活，只是因為孩子的前途才在這裏堅守下去。聽到他的話，我心裏一驚，因為在美國也從許多移民口中聽到幾乎同樣的表述。我在美國加州居住，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許多拉美移民提供的服務，如街道清潔、花木養殖、房屋修建、社區維護，等等。他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使得當地居民過上舒適體面的生活。思考一下，中國大城市中的農民工也正是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在經濟繁榮、急需勞動力的時期，這些農民工被各種招工渠道吸納，加入城市建設大軍，提供廉價勞動力，推動城市發展；但他們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如子女教育、穩定的居住環境、基本的勞動安全保障，甚至不能得到應有的勞動力回報。當經濟不景氣或城市進行整頓治理時，他們則成為擠壓排斥的對象，真可謂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也因此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其次，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家推動實行抓大放小，將中小型國企私有化的政策。在極短時間裏，大批工人下崗，基本生計難以維持，不得不在半路改行，各奔生路，甚至擺攤販賣，以謀生存。他們是怎樣渡過如此難關的呢？在那個時期，作為負有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職責的政府，既沒有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也沒有資源來完成這一職責。下崗工人所依賴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扶持、友鄰相助，以非正式制度來分解和消化政策產生的巨大壓力和代價。一個如此重大的政策決定、如此大規模的經濟轉型，其主要成本是由政策波及到的下崗工人和與他們相關聯的千家萬戶來承擔的。
深圳蓮花山公園，一群工人搬運樹木後乘車離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再者，近些年的城市土地開發，以及農村土地被廉價徵用，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圈地運動」，即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將土地要素轉化為資本要素，以實現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離開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其生存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雖然各地政府採取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來減緩這一過程對失地農戶的影響，有些城市郊區農戶也因此有了可觀的回報，但失地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其未來生計前景，包括子女教育、就業機會和社區建設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提出以上的觀察是想引申出這樣一個看法，即中國四十年大發展得益於得天獨厚的社會文化基礎，特別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自我生存、自我救護的機制。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中的家庭、家族、鄰里、社區有着密集的關係網絡，有着互幫互助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政府的壓力，減輕了公共產品需求的壓力。美國社會學家懷特（Martin K. Whyte）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淵源〉（“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以上觀點，特別強調中國的傳統家庭與家族的文化和結構，對經濟發展、企業家精神、動員資源、勞動分工等方面的重要影響（註6）。我在這裏想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文化和社會關係中產生的社會支持這一重要功能。我們看到，家庭提供了眾多私有企業、商販攤位經營的基本資源和勞動力。這些年來，家庭機制又承擔起幼兒撫養、醫護養老的功能。家庭資源分享、鄰里互助、社區支持，提供了非政府性質的社會安全網；密集深厚的人際關係網絡被用來動員資源，共享資源，彼此扶持，渡過經濟發展中的坎坷難關。
可以說，中國的底層社會、流動人口為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猶如那些外來移民為美國社會做出的貢獻。然而，近年來社會不平等的嚴峻現實，伴隨着社會流動遲緩、社會階層和機會結構日益固化的趨勢，令人擔憂。建立一個流動開放、公民權利得到基本保障的生存環境，調節理順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和機會分配，是保證改革開放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
未來的挑戰
這四十年來的鉅變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潛在危機，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和權威基礎的衝擊。這些壓力和衝擊誘發了各種力量之間的高度緊張和互動，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
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察：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中國歷史慣有軌道上的一個「脫軌」階段，即跳出歷史上封閉自守窠臼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正因為此，我們看到這四十年來的鉅變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潛在危機，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和權威基礎的衝擊。這些壓力和衝擊誘發了各種力量之間的高度緊張和互動，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如果說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和能量，這段經歷也同時顯示出中國傳統力量的堅韌性和歷史依賴性。不難看到各種強大力量，包括歷史的慣性，試圖將中國重新拉回舊的軌道上去。
深圳一條興建中的高架天橋。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已有體制的認可和自信。的確，中國的集權體制有利於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在很短時間裏，集中力量資源於已有的知識和工程技術領域中，取得突飛猛進、趕超目標的輝煌成就。可以說，中國特有的集權體制，包括各地政府的動員能力，將這一制度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制度比較角度來說，不同的組織形式在不同條件下各有長處，並沒有固定的優勢或劣勢。而且，組織在某一方面、在一定時期的優勢可能恰恰成為另一方面、其他時期的劣勢。我們可以從組織的多重過程來解釋這一現象：第一，組織的成功經驗常常以穩定的結構方式加以保存，使得組織愈來愈趨於在某些特定方向上發展；第二，組織的學習過程保存了成功經驗，增加了自信心，從而導致對未來環境作選擇性的觀察和解讀；第三，組織中的政治過程導致既得利益集團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影響戰略態勢的判斷和決策的方向。當外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急需進行重大調整時，上述組織過程就會導致組織結構僵硬、反饋機制失靈，決策取向受到嚴重束縛，難以做出及時的、適當的組織決策和制度轉變。在面臨困難和危機、急需組織變革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時，強大的組織力量常常會從以往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庫」中，尋找自己最為熟悉的工具來應對。據此，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J. Arrow）這樣寫道：「我以為，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歷史上的巨大災難。這種對過去目標的信奉使得我們恰恰在後來的經歷表明這一信奉應該改變的時候，反而強化了最初的承諾。」（註7）因此，對以往信息和經驗的路徑依賴導致了組織僵化和衰落，這一趨勢一再出現在歷史上組織和國家興衰的各種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之旅，如何能夠尋找持續的動力，不斷適應新的環境條件，是未來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未來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與現有權力制度間的張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為深刻的變化是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即從觀念一體化、群體間高度同質化到觀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群體多元化的轉變。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歷史大趨勢。在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方面，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一個方向相反的雙重過程：一方面，組織機制、組織規模和組織能量日益增強；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逐漸儀式化，在社會整合上力不從心。隨着當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執政黨與知識份子、宗法組織、社會團體難以通過觀念一體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賴強有力的組織制度連繫起來。近年來，各地政府積極參與和主導社會建設活動，將許多領域納入其「無死角、全覆蓋」的管理範圍，也因此承擔了更大的壓力。各種強制性的組織措施應運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儀式性活動、嚴格的規章制度、政治活動打卡計時，數字化技術管理，等等。
在許多情形下，政府的社會管理力圖壓縮社會多元化發展的範圍和程度，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產生了張力甚至衝突。與生產組織過程不同，社會生活涉及千家萬戶，不同群體，方方面面，不同訴求。具有向上負責制結構的政府組織，在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時有着高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這一組織形式恰恰難以適應和應對自下而上的複雜多樣的社會需求——通過行政鏈條和組織激勵機制，力圖將社會不同領域強行焊接為一體，因此愈來愈顯示出簡單、生硬、武斷的特點，一系列矛盾也隨之尖銳起來。近年來，不同形式的抗爭衝突廣泛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深刻矛盾。在中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今天，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一個整齊劃一的一元化官僚組織是否可以與日益多元發展和複雜精細的社會和諧共處？究竟是以新的組織形式來適應多元發展的社會，還是原有的組織結構將社會強行束縛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中？
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的梯級上，有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裝置。攝：林振東/端傳媒
引人深思的四十年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了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85年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四十周年的演講稿。其中有這樣的警示：
四十年，對個人的一生，對民族的命運，都有重大意義。這裏，請允許我再次提到《舊約》。對每個人，無論他信仰甚麼，《舊約》都蘊藏着真知灼見。在《舊約》中，四十年扮演一個經常重複然而至關緊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曠野度過四十年，才進入上帝應許的土地，掀開歷史新篇章。那時，父輩執掌權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舊約》的另一篇告訴我們，對蒙受的幫助和拯救，人的記憶經常只能延續四十年。記憶消失之日，就是平安終結之時。
可見，四十年永遠是個重要時段。四十年足以改變人的意識。四十年，足以讓我們告別黑暗時代，滿懷希望迎接美好的未來；四十年，也足以讓我們的遺忘結出危險的苦果。四十年的這兩種效果，都值得我們深思。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在社會和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遷的今天，中國也面臨着類似的歷史性抉擇。展望未來，我將自己在1990年代初寫成的〈中央集權的代價〉一文開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方括號裏有兩處小改動，註8）：
中國經濟改革〔改革開放〕的前景面臨着兩個嚴峻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尋找一條促使中國改革具有內在動力、不斷深化的途徑。綜觀歷史上大的社會轉型，往往不同的機遇與選擇導致不同的發展道路和不同的社會後果。因變革途徑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廢的例子不在少數。第二個挑戰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同時也是一場重新規範權力結構，重新界定社會利益分配的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利益集團隨着改革措施對其利益的影響也在不斷的重新分化組合。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演變必然導致政治的和經濟的新的要求與衝突。簡言之，中國社會的未來仍然面臨着因社會轉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風險與政治壓力。我以為，中國改革成功取決於政策制訂者是否可以選擇一條分散改革風險、分散政治壓力的途徑〔制度安排〕。
（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教授、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註6：Martin K.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December 1995): 999-1019.
註7：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29.
註8：周雪光：〈中央集權的代價〉，載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中國改革的考察研究 1993至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82。
我以為，中國改革成功取決於政策制訂者是否可以選擇一條分散改革風險、分散政治壓力的途徑〔制度安排〕。
2019-01-24
位於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是中國第二高樓及世界第四高樓，一對夫婦正乘搭電梯往大廈116樓的觀景台。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端傳媒已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學術雙月刊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是備受中國研究者、觀察家們關注的一段時期，如何評估、如何總結、如何繼續進行，這些問題在2019年也是被持續關注的。本文原載於《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由著名社會學家周雪光教授撰寫，一窺中國改革四十年的路徑與巨變。端傳媒經《二十一世紀》授權發表，原文標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因長度原因，文章將分上下兩篇發表，本文為下篇。
上篇請見：周雪光談改開40年（上）：調動「諸侯」競爭，改革開放衝破封閉穩定的蟬繭
社會是改革風險的承擔者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
改革開放的過程推動了高速的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愈做愈大，水漲船高，社會各個階層均從中獲益。但任何制度性變革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不同群體的利益，而且影響程度不同、方向不一。前面說到，開放提供了榜樣力量和競爭壓力，調動了「諸侯競爭」的積極性，提供了讓企業家用武的天地。毋庸置疑，中國經濟改革最為活躍的部分是民營領域。在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搞活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極大地推動了中央政府放手改革的政策取向。民營企業在提供基本生活品和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社會生活活力等民生基礎建設方面成就斐然。近年來，在高科技領域中民營企業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也日益明顯，這些方面已有大量討論。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2009年底，美國《時代》（Time）雜誌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中國農民工獲得第二位，這個結果不無道理。改革開放早期，多數民眾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但近年來財富分配懸殊狀況日益惡化，社會流動固化趨勢日益明顯。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特別是體制外的民眾，既是改革的具體承擔者，又過度承擔了改革的風險和代價。
首先，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穿梭在家鄉與各個城市之間，從工廠、建設工地到服務業，在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求溫飽。幾年前，我在北京與外地來的理髮師傅閒聊，問起他的生活狀況。他提及他們夫婦倆在北京過着艱辛的生活，只是因為孩子的前途才在這裏堅守下去。聽到他的話，我心裏一驚，因為在美國也從許多移民口中聽到幾乎同樣的表述。我在美國加州居住，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許多拉美移民提供的服務，如街道清潔、花木養殖、房屋修建、社區維護，等等。他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使得當地居民過上舒適體面的生活。思考一下，中國大城市中的農民工也正是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在經濟繁榮、急需勞動力的時期，這些農民工被各種招工渠道吸納，加入城市建設大軍，提供廉價勞動力，推動城市發展；但他們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如子女教育、穩定的居住環境、基本的勞動安全保障，甚至不能得到應有的勞動力回報。當經濟不景氣或城市進行整頓治理時，他們則成為擠壓排斥的對象，真可謂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也因此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其次，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家推動實行抓大放小，將中小型國企私有化的政策。在極短時間裏，大批工人下崗，基本生計難以維持，不得不在半路改行，各奔生路，甚至擺攤販賣，以謀生存。他們是怎樣渡過如此難關的呢？在那個時期，作為負有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職責的政府，既沒有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也沒有資源來完成這一職責。下崗工人所依賴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扶持、友鄰相助，以非正式制度來分解和消化政策產生的巨大壓力和代價。一個如此重大的政策決定、如此大規模的經濟轉型，其主要成本是由政策波及到的下崗工人和與他們相關聯的千家萬戶來承擔的。
深圳蓮花山公園，一群工人搬運樹木後乘車離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再者，近些年的城市土地開發，以及農村土地被廉價徵用，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圈地運動」，即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將土地要素轉化為資本要素，以實現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離開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其生存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雖然各地政府採取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來減緩這一過程對失地農戶的影響，有些城市郊區農戶也因此有了可觀的回報，但失地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其未來生計前景，包括子女教育、就業機會和社區建設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提出以上的觀察是想引申出這樣一個看法，即中國四十年大發展得益於得天獨厚的社會文化基礎，特別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自我生存、自我救護的機制。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中的家庭、家族、鄰里、社區有着密集的關係網絡，有着互幫互助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政府的壓力，減輕了公共產品需求的壓力。美國社會學家懷特（Martin K. Whyte）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淵源〉（“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以上觀點，特別強調中國的傳統家庭與家族的文化和結構，對經濟發展、企業家精神、動員資源、勞動分工等方面的重要影響（註6）。我在這裏想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文化和社會關係中產生的社會支持這一重要功能。我們看到，家庭提供了眾多私有企業、商販攤位經營的基本資源和勞動力。這些年來，家庭機制又承擔起幼兒撫養、醫護養老的功能。家庭資源分享、鄰里互助、社區支持，提供了非政府性質的社會安全網；密集深厚的人際關係網絡被用來動員資源，共享資源，彼此扶持，渡過經濟發展中的坎坷難關。
可以說，中國的底層社會、流動人口為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猶如那些外來移民為美國社會做出的貢獻。然而，近年來社會不平等的嚴峻現實，伴隨着社會流動遲緩、社會階層和機會結構日益固化的趨勢，令人擔憂。建立一個流動開放、公民權利得到基本保障的生存環境，調節理順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和機會分配，是保證改革開放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
未來的挑戰
這四十年來的鉅變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潛在危機，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和權威基礎的衝擊。這些壓力和衝擊誘發了各種力量之間的高度緊張和互動，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
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察：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中國歷史慣有軌道上的一個「脫軌」階段，即跳出歷史上封閉自守窠臼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正因為此，我們看到這四十年來的鉅變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潛在危機，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和權威基礎的衝擊。這些壓力和衝擊誘發了各種力量之間的高度緊張和互動，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如果說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和能量，這段經歷也同時顯示出中國傳統力量的堅韌性和歷史依賴性。不難看到各種強大力量，包括歷史的慣性，試圖將中國重新拉回舊的軌道上去。
深圳一條興建中的高架天橋。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已有體制的認可和自信。的確，中國的集權體制有利於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在很短時間裏，集中力量資源於已有的知識和工程技術領域中，取得突飛猛進、趕超目標的輝煌成就。可以說，中國特有的集權體制，包括各地政府的動員能力，將這一制度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制度比較角度來說，不同的組織形式在不同條件下各有長處，並沒有固定的優勢或劣勢。而且，組織在某一方面、在一定時期的優勢可能恰恰成為另一方面、其他時期的劣勢。我們可以從組織的多重過程來解釋這一現象：第一，組織的成功經驗常常以穩定的結構方式加以保存，使得組織愈來愈趨於在某些特定方向上發展；第二，組織的學習過程保存了成功經驗，增加了自信心，從而導致對未來環境作選擇性的觀察和解讀；第三，組織中的政治過程導致既得利益集團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影響戰略態勢的判斷和決策的方向。當外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急需進行重大調整時，上述組織過程就會導致組織結構僵硬、反饋機制失靈，決策取向受到嚴重束縛，難以做出及時的、適當的組織決策和制度轉變。在面臨困難和危機、急需組織變革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時，強大的組織力量常常會從以往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庫」中，尋找自己最為熟悉的工具來應對。據此，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J. Arrow）這樣寫道：「我以為，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歷史上的巨大災難。這種對過去目標的信奉使得我們恰恰在後來的經歷表明這一信奉應該改變的時候，反而強化了最初的承諾。」（註7）因此，對以往信息和經驗的路徑依賴導致了組織僵化和衰落，這一趨勢一再出現在歷史上組織和國家興衰的各種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之旅，如何能夠尋找持續的動力，不斷適應新的環境條件，是未來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未來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與現有權力制度間的張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為深刻的變化是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即從觀念一體化、群體間高度同質化到觀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群體多元化的轉變。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歷史大趨勢。在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方面，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一個方向相反的雙重過程：一方面，組織機制、組織規模和組織能量日益增強；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逐漸儀式化，在社會整合上力不從心。隨着當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執政黨與知識份子、宗法組織、社會團體難以通過觀念一體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賴強有力的組織制度連繫起來。近年來，各地政府積極參與和主導社會建設活動，將許多領域納入其「無死角、全覆蓋」的管理範圍，也因此承擔了更大的壓力。各種強制性的組織措施應運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儀式性活動、嚴格的規章制度、政治活動打卡計時，數字化技術管理，等等。
在許多情形下，政府的社會管理力圖壓縮社會多元化發展的範圍和程度，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產生了張力甚至衝突。與生產組織過程不同，社會生活涉及千家萬戶，不同群體，方方面面，不同訴求。具有向上負責制結構的政府組織，在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時有着高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這一組織形式恰恰難以適應和應對自下而上的複雜多樣的社會需求——通過行政鏈條和組織激勵機制，力圖將社會不同領域強行焊接為一體，因此愈來愈顯示出簡單、生硬、武斷的特點，一系列矛盾也隨之尖銳起來。近年來，不同形式的抗爭衝突廣泛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深刻矛盾。在中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今天，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一個整齊劃一的一元化官僚組織是否可以與日益多元發展和複雜精細的社會和諧共處？究竟是以新的組織形式來適應多元發展的社會，還是原有的組織結構將社會強行束縛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中？
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的梯級上，有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裝置。攝：林振東/端傳媒
引人深思的四十年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了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85年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四十周年的演講稿。其中有這樣的警示：
四十年，對個人的一生，對民族的命運，都有重大意義。這裏，請允許我再次提到《舊約》。對每個人，無論他信仰甚麼，《舊約》都蘊藏着真知灼見。在《舊約》中，四十年扮演一個經常重複然而至關緊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曠野度過四十年，才進入上帝應許的土地，掀開歷史新篇章。那時，父輩執掌權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舊約》的另一篇告訴我們，對蒙受的幫助和拯救，人的記憶經常只能延續四十年。記憶消失之日，就是平安終結之時。
可見，四十年永遠是個重要時段。四十年足以改變人的意識。四十年，足以讓我們告別黑暗時代，滿懷希望迎接美好的未來；四十年，也足以讓我們的遺忘結出危險的苦果。四十年的這兩種效果，都值得我們深思。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在社會和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遷的今天，中國也面臨着類似的歷史性抉擇。展望未來，我將自己在1990年代初寫成的〈中央集權的代價〉一文開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方括號裏有兩處小改動，註8）：
中國經濟改革〔改革開放〕的前景面臨着兩個嚴峻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尋找一條促使中國改革具有內在動力、不斷深化的途徑。綜觀歷史上大的社會轉型，往往不同的機遇與選擇導致不同的發展道路和不同的社會後果。因變革途徑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廢的例子不在少數。第二個挑戰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同時也是一場重新規範權力結構，重新界定社會利益分配的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利益集團隨着改革措施對其利益的影響也在不斷的重新分化組合。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演變必然導致政治的和經濟的新的要求與衝突。簡言之，中國社會的未來仍然面臨着因社會轉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風險與政治壓力。我以為，中國改革成功取決於政策制訂者是否可以選擇一條分散改革風險、分散政治壓力的途徑〔制度安排〕。
（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教授、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註6：Martin K.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December 1995): 999-1019.
註7：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29.
註8：周雪光：〈中央集權的代價〉，載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中國改革的考察研究 1993至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82。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周雪光談改開40年（上）
周雪光談改開40年（上）：調動「諸侯」競爭，改革開放衝破封閉穩定的蟬繭
從大歷史來看，是不是可以說，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經濟領域中「諸侯競爭」所引發的經濟奇迹？
2019-01-23
鄧小平巨型畫像位於深圳荔枝公園東南口廣場，始建於1992年6月28日，畫像迄今為止更換了4個版本，是見證深圳改革開放40年發展歷程的重要地標。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端傳媒已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學術雙月刊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如何評估、如何總結、如何繼續進行，這些問題在2019年也是被持續關注的。本文原載於《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由著名社會學家周雪光教授撰寫。端傳媒經《二十一世紀》授權發表，現標題為端傳媒重擬，原文標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因長度原因，文章將分上下兩篇發表，本文為上篇。
可以想像，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1978-2018）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關注的時期之一。一方面，這段時期的經濟大發展史無前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改變了世界格局；另一方面，雖然這個時期一波三折，當下仍然在延續過程中，但大致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走過了一個鬆緊起伏的完整小周期，從解放思想到統一思想，從勇於開創到重守規矩，展示着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迹。作為同時代的我們，距離這段歷史尚近，反省起來種種情景歷歷在目，不免有樹木滿目森林模糊的感歎，不能得益於年代之遙帶來的後見之明和冷靜從容。不過，今天的我們評估這段經歷，帶有時代的烙印和親身經歷的體溫，則是後人難以設身處地體驗感受的。
關於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已經有許多讚譽之詞，也有眾多的解釋論說：政府的主導作用、制度紅利、全球化環境，等等。最近這段時間，對於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各種反思和評判大量湧現，眾說紛紜。在這篇小文中，我將從學術研究的心得體會這個角度談談個人感想。我的想法是：第一，避免面面俱到，即別人多說的，我少說幾句；別人說得不多的，我多說幾句。第二，把審視的視野盡量拉長，不僅向後看，而且向前看，把這段改革經歷放在中國大歷史的過程中來考察（註1）。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版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性質：學術雙月刊
當期雜誌：2018年12月號
「開放」是關鍵所在
我要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於封閉自守。四十年改革開放衝破了這個模式，釋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開放交流給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與傳統制度時有不兼容甚至緊張衝突之處，引起了改革開放前景向何處去的新一輪思考和爭辯。
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體制內部的改革和對外的開放——這個表達方式的確抓住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我以為，促成這些巨大變化的關鍵在於「開放」，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體的全方位交流，從經濟、管理、文化到人員的往來互動。直截了當地說，開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震動，帶來了壓力，激發了活力，也給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沒有「開放」這個前提，就無法想像和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這個意義上，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
為甚麼這樣說呢？這是由中國社會基本特點所決定的。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規模龐大，各區域的人文傳統和經濟發展差異明顯。在維繫這樣一個文明體的歷史過程中，發展起了成熟的觀念傳統和隨歷朝歷代修補增訂而來的各種制度設施。其中，「穩定壓倒一切」是歷史上長久實行的基本國策，而封閉自守則是隨之衍生的相應表現。中國有着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各種形式的堅守傳統和向後看的呼聲很高，這一文化力量極易與既得利益集團聯手結盟。在一個以自上而下統領為主導的體制中，各種傳統力量日積月累，盤根錯節。因此，源於內部的改革常常動力有限，困難重重，淺嘗輒止，有始無終。正如許多歷史學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國歷史上，當面臨穩定與效率的選擇時，決策者總是傾向於前者；而且，封閉自守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動力，從古老基礎上生長出新的制度尤為困難。我們對比一下近代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經歷，就不難看到中國改革之難。
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內部沒有變化，沒有內在的變革動力。中國內部的改革在歷史上時有發生，甚至頗具規模，但通常有幾個特點：第一，這些改革嘗試多囿於已有制度構架之中，更多的是被動反應，補苴罅漏，修復舊框架，難有實質性變化。如果沒有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衝突，直至晚清，走向共和這種新型國家模式也不會出現在歷史抉擇中，甚至難以有想像的空間。第二，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面臨和應對危難的關頭，當權者才會被迫做出讓步；開明君主會審時度勢，啟動改革，以圖重振朝綱。但這些改革和變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變化。一旦渡過危機，得以休養喘息，上層則會收回讓步，重回窠臼。因此，歷史上改革起伏變動雖然時有出現，但制度性變革卻難以尋覓。第三，中國社會內部不斷地、持續地發生着變化；各地各層級有着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有着堅韌持久的活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中國文明延續長久的根基所在。但這些變化和能力大多不是體現在正式制度的演變中，而是以地方性的、隱蔽的、非正式的形式表現出來，只能充任正式制度的補充和調劑，其能量和傳播範圍有限，而且不斷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擠和打壓。不僅如此，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緩和當地矛盾，釋放了正式制度和決策失誤造成的張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變革的壓力，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時常出現。
1949年中共建國初期，大力學習蘇聯制度，從全能體制到計劃經濟，對中國歷史上皇權不下縣、雙軌政治的治理模式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但這一特定的開放取向，更多的是因為蘇聯模式與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迎合了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和領導人的遠大抱負，因而在政治文化上一拍即合。在這一點上，這一國家組織形式又與傳統文化有許多契合之處。在不同的社會或發展階段，解決問題的渠道和可能的答案為一個特定的政體及其制度安排所制約。如社會學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指出的那樣，在歷史上的俄國政體中，沙皇的至高權力誘使社會各方試圖向上尋找解決辦法。例如，俄國工業發展時期形成的勞資關係不是通過雙方互動（包括鬥爭）演化而來，而是通過沙皇自上而下的權力來規範調整；蘇維埃政權延續了同一脈絡的實踐（註2）。我們不難看到，這一取向與中國自上而下權力的制度安排尤其吻合，也反映在當代中國諸多社會制度安排上，如單位制度、勞資關係、社區管理，等等。
「大潮起珠江」---- 廣東改革開放40周年展覽上，有模型重現改革開放早期的工廠模樣。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趨勢導致了這一基本定勢的重大改變，體現在以上所說的全方位開放的深入程度和長時段的連續性。全方位即不僅涉及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發生在不同層次上，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特別是個人層次上的人員交流和信息流動。長時段是指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漸進發展、時有曲折，但總的方向是不斷開放的。這一持續演變過程形成了正向反饋，引起了各個領域中和不同層次上的變化和活力，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和市政建設等物化指標上，而且體現在不同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生長、競爭和演變上。多年前，我在訪談南方一家印染廠老總時，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該工廠的印染產品主要出口歐洲市場，其生產過程嚴格控制，產品質量很高，達到免檢水平。前幾年，因國際經濟波動，出口業務曾經中止一段時間，工廠產品轉向國內市場內銷。由於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對產品質量要求不同，工藝流程的質量把關隨之鬆懈，工人技能退化。當歐洲市場訂單再度回流，工廠重新轉向對外生產時，儘管管理方意識到產品質量問題，重新培訓工人，加強工藝管理，但還是難以扭轉這一產品質量下降的情況。第一批產品運往歐洲商家後，因質量問題被全部退回。後來經過很長時間的整頓訓練，才恢復到以前的產品質量水平。這個小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只有參與更大範圍的競爭過程才能保持持續積極進取的動力。這正是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提供強大推動力的緣故。
以上談到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意義，在這裏不妨順便討論一下西方中國研究關於「刺激—反應」的範式。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刺激—反應」範式來解釋近代中國變化的動力，特別強調了外來刺激對中國社會內在變動的影響。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研究範式的轉型，也推動了中國研究領域的反思和演變（註3）。當史學家將目光投向微觀層次，比較研究的尺度急劇縮小，在一個具體領域中的確可以發現引人注目的變化。所以，新近的中國研究注意到而且特意強調，中國社會一直不斷發生重要變化，有着內在的演變動力。這些觀察和研究發現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如果我們在大歷史背景下來觀察這些微觀事件，會發現它們的變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緩慢的。如果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社會，在幾個大的方面——如韋伯意義上的支配形式、土地制度、賦稅制度、觀念制度，等等，一直至晚清都沒有出現質的變化。相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變化都與外來刺激有着直接或間接、正面或負面的關係。
我要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於封閉自守。四十年改革開放衝破了這個模式，釋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開放交流給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與傳統制度時有不兼容甚至緊張衝突之處，引起了改革開放前景向何處去的新一輪思考和爭辯。
「諸侯競爭」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或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行為，改寫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模式：（地方性）國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制度環境，而且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點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大特色。
就內部改革來說，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特別是「縣域競爭」。過去四十年可說是以放權和「諸侯競爭」為基調，雖然一波三折，張弛起伏，但這個大趨勢沒有變化。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有許多解讀。例如，張五常提出了「縣域競爭」這個概念，特別強調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周黎安分析了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註4）。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或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行為，改寫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模式：（地方性）國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制度環境，而且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點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大特色。在毛澤東時代，地方政府也積極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但在計劃經濟體制捆綁下，各地經濟活力有限。尤其是在經濟條件匱乏之下，資源捉襟見肘，只得勉強度日，當年各種票證限制即為明例。改革開放下大範圍的經濟流動給各地經濟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活力，形成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包括不同方向的嘗試和不同渠道的資源（包括外資）動員。大量勞動力從全國各地聚集到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區，廣東一個鎮的外來人口可以幾倍到十倍於當地人口。地區間的競爭、模仿和擴散極大地推動了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展開，與中央集權下的計劃經濟格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深圳蛇口一個巨型工地前，外賣快遞車駛過。
深圳蛇口一個巨型工地前，外賣快遞車駛過。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一特點也與對外開放有密切關係。正是開放的大環境推動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各級政府都參與了開放大潮，各種思想觀念、發展模式廣泛流動和互動。從引進外資、開發動員資源要素到城市建設，這些具體實在的經濟發展和機會分布與開放的格局態勢密切關聯。在中國社會內部也有類似的開放趨勢。早期改革的主線是「鬆綁」，即給地方政府和經濟實體更多的自主權。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各地政府不是向中央政府要資源，而是要政策，即要求允許自主發展的政策。事實也正是這樣：哪些地方放鬆了捆綁政策，那裏的經濟發展就有起色，有可觀的改變。過去四十年鬆綁政策的大趨勢是在開放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正是後毛澤東時代新一代領導人從經濟發展中找到執政合法性，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形成了良性反饋，促成了長期容忍甚至鼓勵性的寬鬆政策和經濟發展環境。
換言之，各地政府間的競爭，也可以看做是區域層次上的開放之舉。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慣性推行地方性保護政策，試圖將自己的行政區域變成相互分割的地方性經濟區域。但隨着宏觀政策的調整推動，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與屬地內企業間關係鬆散，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更多地體現在開放的程度和力度，如設立經濟開發區、推行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等等。中國的外資直接投資在如此長時間裏保持優勢，背後的巨大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間競爭的結果，而開放的宏觀政策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 各地政府間競爭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地方差異性成為改革開放的優勢。中國國土遼闊，發展不平衡，開放和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各有特點，為經濟活動的持續發展、依次遞進提供了有利條件。結果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沿海地區與內地互為依託；階梯式延伸，提供了實驗漸行、從長計議的過程。
從大歷史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競爭推動了各種思想流派湧現互動，致使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奇迹出現。是不是可以說，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經濟領域中「諸侯競爭」所引發的經濟奇迹？
張五常所描述的那種情況到今天已有了很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的角色更多地體現在為市場和企業提供「援助之手」。如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所說，地方政府是當地各種企業（國有、集體、民營）的「總部」，發揮保護和推動這些企業發展的作用（註5）。但近些年來，這一趨勢有了意味深長的改變。在改革早期的財政包幹制下，地方性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狀況與當地政府的利益有密切關係。1990年代中期以來分稅制改革導致了企業利潤稅收的重要部分流入中央財政，而不是地方財政，形成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間的鬆散關係。地方政府轉而開發土地，經營城市，以此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所謂的「土地財政」成為政府經濟利益衝動的新驅動力。在國家政策限制政府直接經營生產性活動的情形下，地方政府轉而通過建立各種平台，用隱形手段控制自己的經濟實體，誘發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個演變過程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各地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主要經濟主體和直接經營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的組織。地方政府轉變為經濟主體，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特點：其一，政府在資源配置、政策管制和行政干涉諸方面具有壟斷權力，配以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實施力度，可以按照主要領導人的意志來推動項目，為地方性經濟增長帶來強有力的推動力，但長官意志和政治邏輯下的決策也帶來了相應的風險。其二，伴隨而來的一個趨勢是，地方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利益主體，與其他經濟實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形成了競爭關係。地方政府從早期作為各種企業「總部」的角色演變到今天的管制甚至壟斷競爭角色，反映了政商關係的深刻轉變。
伴隨內部多樣性和互動而來的活力，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優勢。改革開放時期的「諸候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這種活力，推動了四十年來風起雲湧的長時段發展。但是，隨着地方政府成為經濟主體，地方官員行為帶有特定的目標追求、短期利益和政治約束，為未來的改革走向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未完待續）
（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教授、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註1：在文章寫作過程中，從媒介上注意到經濟學家華生在討論這一主題時用了同一個題目。不過，我們在討論的內容上沒有重疊。
註2：Reinhard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56).
註3：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4：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晋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頁36-50。
註5：Andrew G.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no. 2 (1995): 263-301.
從大歷史來看，是不是可以說，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經濟領域中「諸侯競爭」所引發的經濟奇迹？
2019-01-23
鄧小平巨型畫像位於深圳荔枝公園東南口廣場，始建於1992年6月28日，畫像迄今為止更換了4個版本，是見證深圳改革開放40年發展歷程的重要地標。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端傳媒已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學術雙月刊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如何評估、如何總結、如何繼續進行，這些問題在2019年也是被持續關注的。本文原載於《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由著名社會學家周雪光教授撰寫。端傳媒經《二十一世紀》授權發表，現標題為端傳媒重擬，原文標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因長度原因，文章將分上下兩篇發表，本文為上篇。
可以想像，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1978-2018）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關注的時期之一。一方面，這段時期的經濟大發展史無前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改變了世界格局；另一方面，雖然這個時期一波三折，當下仍然在延續過程中，但大致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走過了一個鬆緊起伏的完整小周期，從解放思想到統一思想，從勇於開創到重守規矩，展示着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迹。作為同時代的我們，距離這段歷史尚近，反省起來種種情景歷歷在目，不免有樹木滿目森林模糊的感歎，不能得益於年代之遙帶來的後見之明和冷靜從容。不過，今天的我們評估這段經歷，帶有時代的烙印和親身經歷的體溫，則是後人難以設身處地體驗感受的。
關於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已經有許多讚譽之詞，也有眾多的解釋論說：政府的主導作用、制度紅利、全球化環境，等等。最近這段時間，對於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各種反思和評判大量湧現，眾說紛紜。在這篇小文中，我將從學術研究的心得體會這個角度談談個人感想。我的想法是：第一，避免面面俱到，即別人多說的，我少說幾句；別人說得不多的，我多說幾句。第二，把審視的視野盡量拉長，不僅向後看，而且向前看，把這段改革經歷放在中國大歷史的過程中來考察（註1）。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版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性質：學術雙月刊
當期雜誌：2018年12月號
「開放」是關鍵所在
我要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於封閉自守。四十年改革開放衝破了這個模式，釋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開放交流給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與傳統制度時有不兼容甚至緊張衝突之處，引起了改革開放前景向何處去的新一輪思考和爭辯。
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體制內部的改革和對外的開放——這個表達方式的確抓住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我以為，促成這些巨大變化的關鍵在於「開放」，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體的全方位交流，從經濟、管理、文化到人員的往來互動。直截了當地說，開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震動，帶來了壓力，激發了活力，也給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沒有「開放」這個前提，就無法想像和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這個意義上，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
為甚麼這樣說呢？這是由中國社會基本特點所決定的。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規模龐大，各區域的人文傳統和經濟發展差異明顯。在維繫這樣一個文明體的歷史過程中，發展起了成熟的觀念傳統和隨歷朝歷代修補增訂而來的各種制度設施。其中，「穩定壓倒一切」是歷史上長久實行的基本國策，而封閉自守則是隨之衍生的相應表現。中國有着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各種形式的堅守傳統和向後看的呼聲很高，這一文化力量極易與既得利益集團聯手結盟。在一個以自上而下統領為主導的體制中，各種傳統力量日積月累，盤根錯節。因此，源於內部的改革常常動力有限，困難重重，淺嘗輒止，有始無終。正如許多歷史學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國歷史上，當面臨穩定與效率的選擇時，決策者總是傾向於前者；而且，封閉自守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動力，從古老基礎上生長出新的制度尤為困難。我們對比一下近代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經歷，就不難看到中國改革之難。
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內部沒有變化，沒有內在的變革動力。中國內部的改革在歷史上時有發生，甚至頗具規模，但通常有幾個特點：第一，這些改革嘗試多囿於已有制度構架之中，更多的是被動反應，補苴罅漏，修復舊框架，難有實質性變化。如果沒有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衝突，直至晚清，走向共和這種新型國家模式也不會出現在歷史抉擇中，甚至難以有想像的空間。第二，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面臨和應對危難的關頭，當權者才會被迫做出讓步；開明君主會審時度勢，啟動改革，以圖重振朝綱。但這些改革和變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變化。一旦渡過危機，得以休養喘息，上層則會收回讓步，重回窠臼。因此，歷史上改革起伏變動雖然時有出現，但制度性變革卻難以尋覓。第三，中國社會內部不斷地、持續地發生着變化；各地各層級有着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有着堅韌持久的活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中國文明延續長久的根基所在。但這些變化和能力大多不是體現在正式制度的演變中，而是以地方性的、隱蔽的、非正式的形式表現出來，只能充任正式制度的補充和調劑，其能量和傳播範圍有限，而且不斷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擠和打壓。不僅如此，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緩和當地矛盾，釋放了正式制度和決策失誤造成的張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變革的壓力，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時常出現。
1949年中共建國初期，大力學習蘇聯制度，從全能體制到計劃經濟，對中國歷史上皇權不下縣、雙軌政治的治理模式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但這一特定的開放取向，更多的是因為蘇聯模式與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迎合了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和領導人的遠大抱負，因而在政治文化上一拍即合。在這一點上，這一國家組織形式又與傳統文化有許多契合之處。在不同的社會或發展階段，解決問題的渠道和可能的答案為一個特定的政體及其制度安排所制約。如社會學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指出的那樣，在歷史上的俄國政體中，沙皇的至高權力誘使社會各方試圖向上尋找解決辦法。例如，俄國工業發展時期形成的勞資關係不是通過雙方互動（包括鬥爭）演化而來，而是通過沙皇自上而下的權力來規範調整；蘇維埃政權延續了同一脈絡的實踐（註2）。我們不難看到，這一取向與中國自上而下權力的制度安排尤其吻合，也反映在當代中國諸多社會制度安排上，如單位制度、勞資關係、社區管理，等等。
「大潮起珠江」---- 廣東改革開放40周年展覽上，有模型重現改革開放早期的工廠模樣。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趨勢導致了這一基本定勢的重大改變，體現在以上所說的全方位開放的深入程度和長時段的連續性。全方位即不僅涉及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發生在不同層次上，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特別是個人層次上的人員交流和信息流動。長時段是指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漸進發展、時有曲折，但總的方向是不斷開放的。這一持續演變過程形成了正向反饋，引起了各個領域中和不同層次上的變化和活力，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和市政建設等物化指標上，而且體現在不同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生長、競爭和演變上。多年前，我在訪談南方一家印染廠老總時，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該工廠的印染產品主要出口歐洲市場，其生產過程嚴格控制，產品質量很高，達到免檢水平。前幾年，因國際經濟波動，出口業務曾經中止一段時間，工廠產品轉向國內市場內銷。由於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對產品質量要求不同，工藝流程的質量把關隨之鬆懈，工人技能退化。當歐洲市場訂單再度回流，工廠重新轉向對外生產時，儘管管理方意識到產品質量問題，重新培訓工人，加強工藝管理，但還是難以扭轉這一產品質量下降的情況。第一批產品運往歐洲商家後，因質量問題被全部退回。後來經過很長時間的整頓訓練，才恢復到以前的產品質量水平。這個小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只有參與更大範圍的競爭過程才能保持持續積極進取的動力。這正是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提供強大推動力的緣故。
以上談到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意義，在這裏不妨順便討論一下西方中國研究關於「刺激—反應」的範式。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刺激—反應」範式來解釋近代中國變化的動力，特別強調了外來刺激對中國社會內在變動的影響。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研究範式的轉型，也推動了中國研究領域的反思和演變（註3）。當史學家將目光投向微觀層次，比較研究的尺度急劇縮小，在一個具體領域中的確可以發現引人注目的變化。所以，新近的中國研究注意到而且特意強調，中國社會一直不斷發生重要變化，有着內在的演變動力。這些觀察和研究發現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如果我們在大歷史背景下來觀察這些微觀事件，會發現它們的變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緩慢的。如果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社會，在幾個大的方面——如韋伯意義上的支配形式、土地制度、賦稅制度、觀念制度，等等，一直至晚清都沒有出現質的變化。相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變化都與外來刺激有着直接或間接、正面或負面的關係。
我要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於封閉自守。四十年改革開放衝破了這個模式，釋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開放交流給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與傳統制度時有不兼容甚至緊張衝突之處，引起了改革開放前景向何處去的新一輪思考和爭辯。
「諸侯競爭」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或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行為，改寫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模式：（地方性）國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制度環境，而且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點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大特色。
就內部改革來說，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特別是「縣域競爭」。過去四十年可說是以放權和「諸侯競爭」為基調，雖然一波三折，張弛起伏，但這個大趨勢沒有變化。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有許多解讀。例如，張五常提出了「縣域競爭」這個概念，特別強調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周黎安分析了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註4）。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或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行為，改寫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模式：（地方性）國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制度環境，而且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點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大特色。在毛澤東時代，地方政府也積極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但在計劃經濟體制捆綁下，各地經濟活力有限。尤其是在經濟條件匱乏之下，資源捉襟見肘，只得勉強度日，當年各種票證限制即為明例。改革開放下大範圍的經濟流動給各地經濟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活力，形成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包括不同方向的嘗試和不同渠道的資源（包括外資）動員。大量勞動力從全國各地聚集到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區，廣東一個鎮的外來人口可以幾倍到十倍於當地人口。地區間的競爭、模仿和擴散極大地推動了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展開，與中央集權下的計劃經濟格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深圳蛇口一個巨型工地前，外賣快遞車駛過。
深圳蛇口一個巨型工地前，外賣快遞車駛過。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一特點也與對外開放有密切關係。正是開放的大環境推動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各級政府都參與了開放大潮，各種思想觀念、發展模式廣泛流動和互動。從引進外資、開發動員資源要素到城市建設，這些具體實在的經濟發展和機會分布與開放的格局態勢密切關聯。在中國社會內部也有類似的開放趨勢。早期改革的主線是「鬆綁」，即給地方政府和經濟實體更多的自主權。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各地政府不是向中央政府要資源，而是要政策，即要求允許自主發展的政策。事實也正是這樣：哪些地方放鬆了捆綁政策，那裏的經濟發展就有起色，有可觀的改變。過去四十年鬆綁政策的大趨勢是在開放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正是後毛澤東時代新一代領導人從經濟發展中找到執政合法性，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形成了良性反饋，促成了長期容忍甚至鼓勵性的寬鬆政策和經濟發展環境。
換言之，各地政府間的競爭，也可以看做是區域層次上的開放之舉。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慣性推行地方性保護政策，試圖將自己的行政區域變成相互分割的地方性經濟區域。但隨着宏觀政策的調整推動，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與屬地內企業間關係鬆散，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更多地體現在開放的程度和力度，如設立經濟開發區、推行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等等。中國的外資直接投資在如此長時間裏保持優勢，背後的巨大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間競爭的結果，而開放的宏觀政策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 各地政府間競爭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地方差異性成為改革開放的優勢。中國國土遼闊，發展不平衡，開放和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各有特點，為經濟活動的持續發展、依次遞進提供了有利條件。結果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沿海地區與內地互為依託；階梯式延伸，提供了實驗漸行、從長計議的過程。
從大歷史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競爭推動了各種思想流派湧現互動，致使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奇迹出現。是不是可以說，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經濟領域中「諸侯競爭」所引發的經濟奇迹？
張五常所描述的那種情況到今天已有了很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的角色更多地體現在為市場和企業提供「援助之手」。如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所說，地方政府是當地各種企業（國有、集體、民營）的「總部」，發揮保護和推動這些企業發展的作用（註5）。但近些年來，這一趨勢有了意味深長的改變。在改革早期的財政包幹制下，地方性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狀況與當地政府的利益有密切關係。1990年代中期以來分稅制改革導致了企業利潤稅收的重要部分流入中央財政，而不是地方財政，形成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間的鬆散關係。地方政府轉而開發土地，經營城市，以此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所謂的「土地財政」成為政府經濟利益衝動的新驅動力。在國家政策限制政府直接經營生產性活動的情形下，地方政府轉而通過建立各種平台，用隱形手段控制自己的經濟實體，誘發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個演變過程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各地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主要經濟主體和直接經營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的組織。地方政府轉變為經濟主體，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特點：其一，政府在資源配置、政策管制和行政干涉諸方面具有壟斷權力，配以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實施力度，可以按照主要領導人的意志來推動項目，為地方性經濟增長帶來強有力的推動力，但長官意志和政治邏輯下的決策也帶來了相應的風險。其二，伴隨而來的一個趨勢是，地方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利益主體，與其他經濟實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形成了競爭關係。地方政府從早期作為各種企業「總部」的角色演變到今天的管制甚至壟斷競爭角色，反映了政商關係的深刻轉變。
伴隨內部多樣性和互動而來的活力，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優勢。改革開放時期的「諸候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這種活力，推動了四十年來風起雲湧的長時段發展。但是，隨着地方政府成為經濟主體，地方官員行為帶有特定的目標追求、短期利益和政治約束，為未來的改革走向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未完待續）
（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教授、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註1：在文章寫作過程中，從媒介上注意到經濟學家華生在討論這一主題時用了同一個題目。不過，我們在討論的內容上沒有重疊。
註2：Reinhard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56).
註3：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4：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晋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頁36-50。
註5：Andrew G.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no. 2 (1995): 263-301.
2017年4月1日 星期六
超級魔鬼幹部 Gung Ho 共和 (1986)-1
類 型：劇情
導 演：朗霍華 Ron Howard
主 演：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
網路 電影心得
陳小小
美國一個小鎮賓州，大部分鎮民是在一家汽車零件裝配工廠上班，整個鎮的繁榮富裕維繫於此。然而經濟不景氣，使得該工廠就要關門大吉。史帝文生是這家工廠的員工，為了自己、為了全鎮，他跳出來去遊說一家日本的汽車公司，買下工廠，好保留大家的飯碗。
俗語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賠本生意可是沒人幹。」日本人接掌美國工廠，當然希望賺得足夠的利潤。而關鍵不僅在於日本人的先進技術移入，也在於美國員工全力以赴，使生產線更有效率。
當日本的管理階層，遇上美國的勞工階層會是怎樣的文化衝突局面？
日本人凡事紀律嚴格，每一環節講究「零缺點」。認為公司的重要性遠超過家庭，工作成敗，相當於一個人的全部價值。超時加班，對日本人而言一點都不是問題。崇尚個人主義、講自由精神的美國小鎮鎮民，則是認為朋友、親情最重要，工作不過是糊口飯吃。家庭或朋友有事，絕對是請假外出幫忙。
於是東、西方的文化在此形成衝突，日本人看美國人真是懶惰、缺乏紀律、沒有團隊精神。美國人看日本人，呆板、沒有生命力，腦中只有工作，沒有人情。
文化的衝突其實不僅是發生自電影裡面，日常生活不就處處可見？好比在教會裡面，長一輩的人對牧師的要求，有點像是片中的日本人。牧師得做牛做馬、不斷探訪、禱告、傳福音。牧師休假？當牧師怎可以有時間休假？耶穌就要再來了，傳道人要趕緊把福音傳到每一個角落。至於牧師的孩子生病，有師母處理就夠了。好的牧師，最好忙到三過家門而不入。年輕一輩的人對牧師的要求，有點像是片中的美國人。牧師得具幽默感，不要太呆板，偶爾會偷雞摸狗一下、無傷大雅。教會音樂不要老是鋼琴伴奏，來點爵士鼓、電吉他如何？
然後可憐的牧師與傳道人就夾在老一輩與新一輩會友的價值觀中間，左右為難。美國華人教會這種文化衝突問題更是嚴重。
這部片子的結尾是喜劇收場。導演安排解決東西文化衝突的方式，是「友情」與「看見自己的缺點、學習對方的優點。」片中兩個關鍵人物，日本人領導與美國工頭成為好朋友，互相受對方影響而改變。於是美國人想到自己過去懶散的工作態度需要被調整，日本人想到自己該多重視家庭生活與朋友感情，而非為工作賠上一切。進而兩人把這些觀念帶給各自的團體。
至於教會裡的文化衝突要如何解決呢？「友情」與「看見自己的缺點、學習對方的優點。」不就是聖經裡面提到的「彼此相愛」以及「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嗎？
願主的平安臨到我們中間。
美日貿易戰歷史回顧
美日貿易戰始於1960年代，激化於1970年代，高潮於1980年代，從上個世紀60年代一直打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30多年間，美日之間爆發了無數次貿易糾紛，其中行業層面的大型貿易戰共有6次。
1.紡織品戰（1957年-1972年）：日本紡織品是最早進入美國貿易保護者視野的日本商品。1957年開始，美國密集通過限制日本紡織品的法案，最終以日本「自願限制出口」的妥協而告終。
2.鋼鐵戰（1968年-1978年）：日本鋼鐵行業接棒紡織行業，在1970年代成為對美出口主力，並遭到美國鋼鐵行業工會的強烈阻擊，1977年美國發起反傾銷起訴，最終以日本「自願限制出口」的妥協而告終，日本鋼鐵業在10年內被迫3次自主限制對美出口。
3.彩電戰（1970年-1980年）：1970年開始，日本家電行業開始崛起，在上個世紀70年後期接棒鋼鐵行業，巔峰時對美出口占彩電出口的90%，囊括三成美國市場份額。1977年美日簽訂貿易協議，日本「自願限制出口」。
4.汽車戰（1979年-1987年）：日美貿易戰中最激烈的一場。1980年代，日本汽車接棒家電行業，成為日本賺錢高額貿易順差的核心產業，對美出口飆升，對美國就業造成大規模影響，進而導致全美範圍內的抗議潮。最終以日本汽車廠家赴美投資、自願限制出口、取消國內關稅等妥協手段告終。
5.半導體戰（1987年-1991年）：在半導體行業的早期，日本憑藉低價晶片對美國產業造成重大衝擊，美國以反傾銷、反投資、反併購等手段進行貿易保護，最高時對相關產品加收100%的關稅。最終以日本對美出口產品進行價格管制等手段結束。
6.電信戰（1980年-1995年）：1980年代開始，美國用貿易保護條款來敲開日本電信行業大門，1985年在里根VS中曾根峰會上，美日共同啟動了電信行業開放，最終移除了日本在電信行業的貿易壁壘，系統性地開放了全市場。
(本報記者張娜據公開報導整理)
2010年8月21日 星期六
1984：鄧小平首次深圳特區行
2010年08月21日14:11 《瞭望新聞周刊》
《瞭望》文章：1984：鄧小平首次深圳特區行
對20世紀末實現翻番目標的考慮，解決香港問題的需要，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構想，是促成鄧小平1984年視察特區之行的深層次原因
文/蔣永清
1984年1月24日，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首次親臨深圳特區視察，這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中，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此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4個年頭，特區的建設熱火朝天，但國內關於“改革開放”的爭論、圍繞特區的非議同樣雲譎波詭。
鄧小平來到深圳，在親眼目睹了深圳的發展變化後，欣然提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此後，“特區不能辦”的議論基本上沒有了。應當說，特區的發展不負眾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到了1987年6月左右，鄧小平肯定地說：特區是成功的，不但決定正確，而且辦得成功。也就是說，到十三大前夕，鄧小平完全肯定特區。
可以引用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的總結：
第一，特區是我們觀察研究當代世界經濟的前沿；
第二，特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排頭兵”；
第三，特區是通向國際市場的特殊渠道和發展對外經貿的新基地；
第四，特區是改革的試驗場。
第五，特區是我國現行經濟政策的集中展示。
時隔26年，站在深圳三十而立的新起點上，再次重溫這一歷史事件，意義深遠。
帶著問號南下視察
鄧小平為什麼要在1984年春節前後到特區視察？應當說，最主要的問題是特區這個決策對不對？特區還要不要辦下去？
自1979年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支持下，開始創辦經濟特區以來，4年時間過去了，特區特別是深圳特區，按照自身的發展邏輯，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績。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簽訂了2500多個經濟合作協議，成交額達18億美元。與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1倍，財政收入比辦特區前增長10倍多，外匯收入增長2倍，基本建設投資比建國後30年的總和增加20倍。但是，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圍繞特區的是非和議論很多，特區本身也反映自身發展遇到很大的困難。
首先，特區發展遇到了種種困難。當時，已77歲高齡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章蘊曾多次給鄧小平、胡耀邦寫信，反映她在廣東調研時看到的特區面臨的困難。1982年12月20日，章蘊在第二封給胡耀邦並鄧小平的信中說，當地干部群眾希望我們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繼續清除“左”的影響，把手腳再放開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經濟體制，對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穩定性，不要多變。信中呼籲，對製止濫發獎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勞多得”，以致挫傷了職工的積極性。
鄧小平看了胡耀邦轉給他的這封信後，對廣東地區這種動態很關注，12月22日馬上作出批示：“可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蘊第三次給胡耀邦、鄧小平寫信，反映廣東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繼進，則困難重重。仲夷、田夫、靈光等同志為此很傷腦筋。”問題主要是，一年多來特別是1982年以來，上繳任務一再加碼，“條條”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廣東特殊、靈活餘地越來越小，步子越來越邁不開。
1983年1月1日元旦這天，胡耀邦圈閱了這封信。鄧小平則更重視，他在1月3日作了批示，提出意見，表明態度：“這個情況應該引起重視，請國務院財經小組一議。”
其次，黨內輿論也有對特區的非議。一些人把特區工作上的失誤看重了，性質上也定得不當，提高到新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問題。一些人用舊中國的租界問題影射特區。一些老幹部到特區走了一趟後回來痛哭流涕，認為顏色變了，回到了資本主義。人們思想上引起了混亂，從事特區工作的同志顧慮重重，有些工作事事觀望，推動緩慢。
另外，在黨內高層，對特區發展的快慢、急緩也有不同考慮。有些老同志態度要謹慎一些。更多強調的是不斷總結經驗，步子穩一點，把事情辦好。
所有這一切，都使鄧小平特別關心特區問題。1984年春節前夕，為實地看看牽掛已久的特區問題，鄧小平提議到廣東親自去看一看。“小平同志非常掛念深圳的發展，他要看深圳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特區的事情在他心裡面總是記掛著，究竟搞成搞不成，搞好搞壞。他的心情是很迫切地要來深圳看看的。”剛到深圳時，他也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那麼，他對特區如何看呢？
應該說，在沒有到特區之前和到特區之後是稍有區別的。沒有到特區之前，他是大方向肯定，但心中不踏實，沒有底。比如，在沒去特區之前，1983年6月18日上午，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世界華裔科學家時說：“三中全會提出，有一部分地區，有些人，早點富裕起來是好事。我們在廣東、福建辦了特區，看來這個路子走對了，當然問題還有。總的路子走對了。這兩個省有兩省的條件，都在海外有不少人，如他們能回來投資，就能很快發展起來。”
但當他到特區親自看了以後，他心裡踏實了，形成了明確的看法。
聽聽，看看，走走
在視察深圳過程中，可以看得出，鄧小平說的話很少，主動發表意見也很少，主要是看，是提問，是感受，是理解。聽完匯報後，他說：“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們講的問題我都裝在腦袋裡，我暫不發表意見，因為問題太複雜了，對有些問題要研究研究。”
從小平視察深圳的過程中，可以歸納出這麼幾點：
他被深圳建設的熱情深深感染。比如：1月24日下午4時40分，鄧小平一行人登上羅湖商業區22層高的國際商業大廈的天台，俯瞰建設中的羅湖新城區。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大部分正在建設中，到處是吊機伸出的長長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此時，已近黃昏，寒風襲人，80歲高齡的鄧小平毫不在意。隨行人員曾幾次要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絕了。眼前火熱的建設情景，感染著鄧小平，他的心裡該有多熱！看完後，鄧小平說：“我都看清楚了。”他後來在北京就說：“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像是一片興旺發達。”
他對深圳速度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月24日，一行人參觀深圳市容。途中，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的梁湘告訴鄧小平，現在深圳三五天可以蓋一層樓房。小平問：“都是國內的工程技術人員嗎？”梁湘答：“基本上都是，還有江蘇來的。”
小平在隨後到上海談話時指出：我們的建築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蝸牛爬。深圳蛇口因為採取責任制，建築速度快，幾天一層樓。建築隊伍還是那些人，只是辦法改了一下。我們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鍋飯不行。
他的心和年輕人在一起，特別關心和關注年輕人幹事業。比如：他在聽取蛇口匯報時，當工業區董事長、總指揮袁庚把由群眾選舉產生、當時36歲的工業區黨委副書記喬勝利介紹給小平時，鄧小平高興地把喬勝利拉到身旁坐下，問他什麼學校畢業，掌握什麼專業知識。小平說：“要鼓勵年輕人挑起重擔，多幹工作。”1月29日，他在珠海特區視察時也鼓勵說：“年輕人管理工廠好！年輕人辦事好！”他在上海談到上海的人才情況時也說：現代化和乾部年輕化相關，沒有年輕人不行。
他特別關心人才培養的問題。當聽到經濟特區缺乏專業人才時，小平指出：“深圳要辦一所大學。這個大學要由華僑和外國實業家來辦，完全用西方大學的方式來培養人才。教員請外國學者來當，請外籍華人來當校長。”
深圳題詞是這樣產生的
1984年1月29日，在珠海視察期間，鄧小平興致勃勃地揮筆題下令珠海人民永遠難忘的7個大字：“珠海經濟特區好。”鄧小平在珠海為珠海經濟特區題詞的消息很快傳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一種失落，深圳領導人心理上承受著一種壓力：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頭號特區，特區的許多大膽嘗試是由深圳開始的。當時對特區的種種非議以及爭論的焦點也多集中於深圳。小平給珠海特區題詞，而沒有給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是不是有什麼想法呢？可是從一路視察的情況來看，小平對深圳的發展是滿意的，心情是高興的，只是沒有明確說出來而已。
29日，小平剛給珠海特區題完詞，深圳市就決定委派接待處處長張榮去完成一個重大任務：請小平同志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30日一大早，張榮就趕到了廣州。他通過有關方面將深圳人的請求向鄧小平匯報了。
小平說，回北京再題吧。第二天是陰曆的臘月二十九，深圳人還在焦急地盼望著。2月1日，已是大年三十，人人都準備過年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楠看到遲遲不肯回去過年的張榮，想了想說：“那就這樣吧，將他一軍，我們把紙、筆都準備好了，他一回來，我就同他說。”
小平散步回來，看見桌上擺著紙、筆，連墨都研好了，便問：“啥子事？”鄧楠把張榮介紹給他：“這是深圳來的張榮同志。”鄧小平笑笑說：“認識，認識。還沒回去過年？”鄧楠說：“你沒給題詞，人家哪有心思過年！？”鄧小平聽後笑了笑說：“這麼嚴重，還要等著過年？”於是，在沙發上坐下來，問道：“你們說，寫什麼好呢？”張榮趕忙遞上幾個準備好的字條，有“深圳特區好”、“總結成績和經驗，把深圳經濟特區辦得更好”等。
鄧小平拿起字條念了一下，隨手擱到一邊，然後拿起筆，在硯中蘸上墨，幾無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紙上一字一字地題寫：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鄧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說明的是，細心的鄧小平在落款時，沒有落在廣州下筆的時間，而是把時間稍稍提前了一點，落的是他離開深圳的日子。
1984年春節，凌晨。當歡樂的第一聲爆竹呼嘯著在深圳的夜空中炸響時，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慶和歡樂之中。許多人見面的第一句話，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興奮地說：“題了，他題了！”小平的這份厚禮，使深圳人的春節過得何等快樂，何等踏實！
開放政策是放不是收
視察深圳特區後，鄧小平得出了這樣幾個結論：
特區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一行離開深圳到中山，1月28日晚上，鄧小平在溫泉賓館會見了霍英東、馬萬祺等，他說：辦特區是我倡議的，不曉得成功不成功。看來路子走對了。他後來在北京講：“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開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1984年2月14日，鄧小平在上海指出：“現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你們要加快速度，條件可以放寬一些。”回到北京後，他在2月24日的談話中也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提出具體措施，落實放而不是收的政策。繼續開放港口城市，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小平在北京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廈門特區擴大到全島，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國務院召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座談會。會議建議將這三個“三角”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這一決策的實施，使我國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多層次、由外向內逐步推進的新格局。
視察特區的三大深層次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鄧小平1984年視察特區，還有三個深層次原因：
第一個深層次原因，是出於到20世紀末實現翻番目標的考慮。
到2000年，工農業總產值實現翻兩番，是黨的十二大向全世界的承諾，鄧小平對此看得很重。他在1983年6月曾指出：翻番不能實現，搞得不好，有可能改變十二大的決議，那就嚴重了！這不但在國內是個政治問題，在國際上也是個大的政治問題。
因此，1983年春他就翻兩番問題視察了江蘇、浙江、上海，視察的結果是這些地方沒問題。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提出各地都要有具體落實規劃，而且沿海要比內地多翻一些，這樣全國才能拉平。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自然想到了沿海的廣東。他在1983年3月說：現在的問題是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最近香港有個報導，說廣東的速度放慢了，是什麼原因？我們有些同志對開放政策仍是有顧慮的，也要加以注意。
鄧小平提出，在當時資金短缺的情況下，速度要快，就要藉外債，就要充分利用外資。而特區恰恰是利用外資的窗口。所以，鄧小平也是要親自調研廣東實現翻番的條件，看看特區利用外資能不能為加快發展提供資金、提供模式、提供經驗。
第二個深層次原因，與解決香港問題的需要有關。
從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會談共舉行22次，最終形成了中英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3個附件。鄧小平視察特區正是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期間。
鄧小平設計的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五十年不變”，即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他認為這樣規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減少他們的疑慮；可以使人們更感到我們政策的連續性、可靠性，有利於我們和英國談判，有利於順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榮。
問題是這個“五十年不變”，怎麼能讓香港人和英國人相信這一點？當時許多人都是持懷疑態度的。特區特別是深圳就在香港對面，當時深圳主要吸引的是香港的投資，深圳與香港熙熙攘攘的人員來往已經是“例行公事”。如果深圳的發展和繁榮受到影響，不能保證，那怎麼能說服人們相信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政策？所以，鄧小平視察特區，與1984年的整體工作，特別是香港問題有很深密的思考上的聯繫。
第三個深層次原因，則與鄧小平的一個大構想相聯繫，這就是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984年6月，鄧小平解釋說：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衝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如果說構想，這就是我們的構想。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爾夫人談話時指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對外開放二十來個城市，這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地，對外開放有利於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可見，鄧小平視察特區，也就是要看看這個小範圍和小地區的吸收資本主義的資金和管理模式，到底會是什麼情況？他要在實踐中檢驗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構想。■(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
《瞭望》文章：1984：鄧小平首次深圳特區行
對20世紀末實現翻番目標的考慮，解決香港問題的需要，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構想，是促成鄧小平1984年視察特區之行的深層次原因
文/蔣永清
1984年1月24日，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首次親臨深圳特區視察，這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中，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此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4個年頭，特區的建設熱火朝天，但國內關於“改革開放”的爭論、圍繞特區的非議同樣雲譎波詭。
鄧小平來到深圳，在親眼目睹了深圳的發展變化後，欣然提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此後，“特區不能辦”的議論基本上沒有了。應當說，特區的發展不負眾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到了1987年6月左右，鄧小平肯定地說：特區是成功的，不但決定正確，而且辦得成功。也就是說，到十三大前夕，鄧小平完全肯定特區。
可以引用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的總結：
第一，特區是我們觀察研究當代世界經濟的前沿；
第二，特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排頭兵”；
第三，特區是通向國際市場的特殊渠道和發展對外經貿的新基地；
第四，特區是改革的試驗場。
第五，特區是我國現行經濟政策的集中展示。
時隔26年，站在深圳三十而立的新起點上，再次重溫這一歷史事件，意義深遠。
帶著問號南下視察
鄧小平為什麼要在1984年春節前後到特區視察？應當說，最主要的問題是特區這個決策對不對？特區還要不要辦下去？
自1979年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支持下，開始創辦經濟特區以來，4年時間過去了，特區特別是深圳特區，按照自身的發展邏輯，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績。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簽訂了2500多個經濟合作協議，成交額達18億美元。與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1倍，財政收入比辦特區前增長10倍多，外匯收入增長2倍，基本建設投資比建國後30年的總和增加20倍。但是，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圍繞特區的是非和議論很多，特區本身也反映自身發展遇到很大的困難。
首先，特區發展遇到了種種困難。當時，已77歲高齡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章蘊曾多次給鄧小平、胡耀邦寫信，反映她在廣東調研時看到的特區面臨的困難。1982年12月20日，章蘊在第二封給胡耀邦並鄧小平的信中說，當地干部群眾希望我們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繼續清除“左”的影響，把手腳再放開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經濟體制，對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穩定性，不要多變。信中呼籲，對製止濫發獎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勞多得”，以致挫傷了職工的積極性。
鄧小平看了胡耀邦轉給他的這封信後，對廣東地區這種動態很關注，12月22日馬上作出批示：“可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蘊第三次給胡耀邦、鄧小平寫信，反映廣東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繼進，則困難重重。仲夷、田夫、靈光等同志為此很傷腦筋。”問題主要是，一年多來特別是1982年以來，上繳任務一再加碼，“條條”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廣東特殊、靈活餘地越來越小，步子越來越邁不開。
1983年1月1日元旦這天，胡耀邦圈閱了這封信。鄧小平則更重視，他在1月3日作了批示，提出意見，表明態度：“這個情況應該引起重視，請國務院財經小組一議。”
其次，黨內輿論也有對特區的非議。一些人把特區工作上的失誤看重了，性質上也定得不當，提高到新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問題。一些人用舊中國的租界問題影射特區。一些老幹部到特區走了一趟後回來痛哭流涕，認為顏色變了，回到了資本主義。人們思想上引起了混亂，從事特區工作的同志顧慮重重，有些工作事事觀望，推動緩慢。
另外，在黨內高層，對特區發展的快慢、急緩也有不同考慮。有些老同志態度要謹慎一些。更多強調的是不斷總結經驗，步子穩一點，把事情辦好。
所有這一切，都使鄧小平特別關心特區問題。1984年春節前夕，為實地看看牽掛已久的特區問題，鄧小平提議到廣東親自去看一看。“小平同志非常掛念深圳的發展，他要看深圳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特區的事情在他心裡面總是記掛著，究竟搞成搞不成，搞好搞壞。他的心情是很迫切地要來深圳看看的。”剛到深圳時，他也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那麼，他對特區如何看呢？
應該說，在沒有到特區之前和到特區之後是稍有區別的。沒有到特區之前，他是大方向肯定，但心中不踏實，沒有底。比如，在沒去特區之前，1983年6月18日上午，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世界華裔科學家時說：“三中全會提出，有一部分地區，有些人，早點富裕起來是好事。我們在廣東、福建辦了特區，看來這個路子走對了，當然問題還有。總的路子走對了。這兩個省有兩省的條件，都在海外有不少人，如他們能回來投資，就能很快發展起來。”
但當他到特區親自看了以後，他心裡踏實了，形成了明確的看法。
聽聽，看看，走走
在視察深圳過程中，可以看得出，鄧小平說的話很少，主動發表意見也很少，主要是看，是提問，是感受，是理解。聽完匯報後，他說：“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們講的問題我都裝在腦袋裡，我暫不發表意見，因為問題太複雜了，對有些問題要研究研究。”
從小平視察深圳的過程中，可以歸納出這麼幾點：
他被深圳建設的熱情深深感染。比如：1月24日下午4時40分，鄧小平一行人登上羅湖商業區22層高的國際商業大廈的天台，俯瞰建設中的羅湖新城區。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大部分正在建設中，到處是吊機伸出的長長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此時，已近黃昏，寒風襲人，80歲高齡的鄧小平毫不在意。隨行人員曾幾次要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絕了。眼前火熱的建設情景，感染著鄧小平，他的心裡該有多熱！看完後，鄧小平說：“我都看清楚了。”他後來在北京就說：“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像是一片興旺發達。”
他對深圳速度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月24日，一行人參觀深圳市容。途中，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的梁湘告訴鄧小平，現在深圳三五天可以蓋一層樓房。小平問：“都是國內的工程技術人員嗎？”梁湘答：“基本上都是，還有江蘇來的。”
小平在隨後到上海談話時指出：我們的建築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蝸牛爬。深圳蛇口因為採取責任制，建築速度快，幾天一層樓。建築隊伍還是那些人，只是辦法改了一下。我們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鍋飯不行。
他的心和年輕人在一起，特別關心和關注年輕人幹事業。比如：他在聽取蛇口匯報時，當工業區董事長、總指揮袁庚把由群眾選舉產生、當時36歲的工業區黨委副書記喬勝利介紹給小平時，鄧小平高興地把喬勝利拉到身旁坐下，問他什麼學校畢業，掌握什麼專業知識。小平說：“要鼓勵年輕人挑起重擔，多幹工作。”1月29日，他在珠海特區視察時也鼓勵說：“年輕人管理工廠好！年輕人辦事好！”他在上海談到上海的人才情況時也說：現代化和乾部年輕化相關，沒有年輕人不行。
他特別關心人才培養的問題。當聽到經濟特區缺乏專業人才時，小平指出：“深圳要辦一所大學。這個大學要由華僑和外國實業家來辦，完全用西方大學的方式來培養人才。教員請外國學者來當，請外籍華人來當校長。”
深圳題詞是這樣產生的
1984年1月29日，在珠海視察期間，鄧小平興致勃勃地揮筆題下令珠海人民永遠難忘的7個大字：“珠海經濟特區好。”鄧小平在珠海為珠海經濟特區題詞的消息很快傳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一種失落，深圳領導人心理上承受著一種壓力：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頭號特區，特區的許多大膽嘗試是由深圳開始的。當時對特區的種種非議以及爭論的焦點也多集中於深圳。小平給珠海特區題詞，而沒有給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是不是有什麼想法呢？可是從一路視察的情況來看，小平對深圳的發展是滿意的，心情是高興的，只是沒有明確說出來而已。
29日，小平剛給珠海特區題完詞，深圳市就決定委派接待處處長張榮去完成一個重大任務：請小平同志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30日一大早，張榮就趕到了廣州。他通過有關方面將深圳人的請求向鄧小平匯報了。
小平說，回北京再題吧。第二天是陰曆的臘月二十九，深圳人還在焦急地盼望著。2月1日，已是大年三十，人人都準備過年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楠看到遲遲不肯回去過年的張榮，想了想說：“那就這樣吧，將他一軍，我們把紙、筆都準備好了，他一回來，我就同他說。”
小平散步回來，看見桌上擺著紙、筆，連墨都研好了，便問：“啥子事？”鄧楠把張榮介紹給他：“這是深圳來的張榮同志。”鄧小平笑笑說：“認識，認識。還沒回去過年？”鄧楠說：“你沒給題詞，人家哪有心思過年！？”鄧小平聽後笑了笑說：“這麼嚴重，還要等著過年？”於是，在沙發上坐下來，問道：“你們說，寫什麼好呢？”張榮趕忙遞上幾個準備好的字條，有“深圳特區好”、“總結成績和經驗，把深圳經濟特區辦得更好”等。
鄧小平拿起字條念了一下，隨手擱到一邊，然後拿起筆，在硯中蘸上墨，幾無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紙上一字一字地題寫：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鄧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說明的是，細心的鄧小平在落款時，沒有落在廣州下筆的時間，而是把時間稍稍提前了一點，落的是他離開深圳的日子。
1984年春節，凌晨。當歡樂的第一聲爆竹呼嘯著在深圳的夜空中炸響時，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慶和歡樂之中。許多人見面的第一句話，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興奮地說：“題了，他題了！”小平的這份厚禮，使深圳人的春節過得何等快樂，何等踏實！
開放政策是放不是收
視察深圳特區後，鄧小平得出了這樣幾個結論：
特區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一行離開深圳到中山，1月28日晚上，鄧小平在溫泉賓館會見了霍英東、馬萬祺等，他說：辦特區是我倡議的，不曉得成功不成功。看來路子走對了。他後來在北京講：“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開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1984年2月14日，鄧小平在上海指出：“現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你們要加快速度，條件可以放寬一些。”回到北京後，他在2月24日的談話中也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提出具體措施，落實放而不是收的政策。繼續開放港口城市，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小平在北京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廈門特區擴大到全島，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國務院召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座談會。會議建議將這三個“三角”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這一決策的實施，使我國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多層次、由外向內逐步推進的新格局。
視察特區的三大深層次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鄧小平1984年視察特區，還有三個深層次原因：
第一個深層次原因，是出於到20世紀末實現翻番目標的考慮。
到2000年，工農業總產值實現翻兩番，是黨的十二大向全世界的承諾，鄧小平對此看得很重。他在1983年6月曾指出：翻番不能實現，搞得不好，有可能改變十二大的決議，那就嚴重了！這不但在國內是個政治問題，在國際上也是個大的政治問題。
因此，1983年春他就翻兩番問題視察了江蘇、浙江、上海，視察的結果是這些地方沒問題。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提出各地都要有具體落實規劃，而且沿海要比內地多翻一些，這樣全國才能拉平。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自然想到了沿海的廣東。他在1983年3月說：現在的問題是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最近香港有個報導，說廣東的速度放慢了，是什麼原因？我們有些同志對開放政策仍是有顧慮的，也要加以注意。
鄧小平提出，在當時資金短缺的情況下，速度要快，就要藉外債，就要充分利用外資。而特區恰恰是利用外資的窗口。所以，鄧小平也是要親自調研廣東實現翻番的條件，看看特區利用外資能不能為加快發展提供資金、提供模式、提供經驗。
第二個深層次原因，與解決香港問題的需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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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5日 星期五
美國儲貸機構與銀行業 去年倒閉事件層出不窮
【1990-01-05/經濟日報 美聯道瓊社華盛頓四日電】
一九八九年倒閉的美國儲貸機構創下歷年來最高紀錄，而銀行關門數也僅略少於三○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高峰數字，使去年總結美國金融機構景氣甚差的十年。
經濟學家表示，美國經濟不至於再陷入三○年代大蕭條，但一九八九年應非銀行業噩運的結束。跨入一九九○年代後，金融機構倒閉事件仍會此起彼落。一九八九年美國倒閉的儲貸機構計三二八家，遠高於一九三八年的二七七家高峰數字。
一九八九月九日美國政府成立決算信託公司以執行布希總統紓困儲貸業的大計。去年該公司共接收三一八家倒閉的儲貸機構，並解散其中卅七家，另有十家倒閉的儲貸業者由原有的聯邦儲貸保險公司接手。
同時去年十二月廿日加州與紐約各有一家商業銀行關門，使一九八九年倒閉的商業銀行總數增為二○七家，僅略低於大蕭條以來於一九八八年創下的二二一家高峰紀錄。
一九八○年代美國金融機構關門總數達一八九四家，其中商業銀行占一○五九家，其他八三五家為儲貸機構。
儘管去年美國金融業者頻頻倒閉，美國經濟仍創下七連勝佳績而持續擴張。專家雖不認為一九八○年代能與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但他們擔心這為一九二○年代的翻版，因為一九二○年代美國經濟雖榮面不墜，每年卻有數百家銀行關門，隨後美國金融業發生大崩潰，且經濟也陷入全面大蕭條。
【1990-01-05/經濟日報/09版/國際2】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1989年5月10日 星期三
1986~1995 美國儲貸銀行危機( Saving and Loan Crisis)
1986~1995 美國儲貸銀行危機( Saving and Loan Crisis)：
背景：
(1) 儲貸銀行主要賺取放款和存款利差來支持營運，但1970 年代晚期隨央行快速升息(由1975 年的4.8%升至1980 年的18%)，投資人轉而將定存放在報酬率和市場連動性較高的貨幣市場型基金，造成儲貸銀行可貸資金緊俏，同時面臨短期存款利率上揚、長期放款利率不變，儲貸銀行轉而從事商業貸款或是消費性貸款來增加獲利，同時放寬房貸授信條件和風險管理機制，銀行本身也開始轉投資一些商業不動產市場開發案等風險較高的投資活動。
(2)1980年代晚期央行重啟升息機制(由1986年的6%升至1989 年的8.25%)，房屋市場價格開始修正，連帶造成銀行的貸款違約率攀升。
(3)原先負責擔保儲貸機構的存款保險公司(聯邦儲貸保險公司，FSLIC)也於1986 年宣告倒閉，儲貸危機瞬間爆發，嚴重影響銀行獲利和資金流動性。
政府介入機制：1989 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金融機構重建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 of 1989, FIRREA)，賦予清理信託公司(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簡稱RTC,1989~1995)協助處理並清算問題儲貸銀行。初期由財政部撥予200 億美元，另外透過發債300 億美元提供資金。
RTC 的設立目標：RTC 為一過渡機構，其成立目標有三：
(1)接收倒閉儲貸銀行的資產並與以出售，盡可能回收現金
(2)將地方儲貸銀行倒閉的影響範圍縮小，避免擴及地方不動產市場和整體金融市場秩序
(3)維繫並確保中低收入家庭房屋貸款方面的供應正常
RTC 運作方式：
RTC 把從倒閉銀行接管而來的住宅貸款和商業貸款與以整理、分類、包裝而後出售，部分符合一定條件的貸款賣給二房(房地美、房利美)，其餘則透過證券化 (private securitization programs) 的方式出售給投資人。
利用信用增值(credit enhancement)的方式如提列現金準備(cash reserve)或是準備超額擔保(over collateralization)來強化信用等級，將貸款包裝並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出售
RTC 透過這樣的模式，成功收回不少資金，其中在single family loans 的貸款回收率甚至高達98.5%
RTC 成功之處：RTC 之所以成功來自投資人的信任並且願意購買其所發行的標的，後來1995年12 月RTC 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後裁撤，其功能由聯邦存款保險銀行(FDIC) 接替，但是FDIC 和 RTC 不同在於它的角色比較接近監督並協助金融機構處理不良資產或是取得資金，以維持其正常的運作。
政策結果：
據統計1986~1995 年間總共有1043 家儲貸機構倒閉，總資產為5190 億美元。而由原先FSLIC 和RTC 總計花在處理不良債權的成本約為1750 億元，由全民買單。
在1989 年通過金融機構重建法並成立RTC，但美國銀行類股指數卻持續下跌，3 個月內下跌7%，6 個月內下跌18%，1 年之中總計下跌27%，直到1991 年1 月才開始反轉。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背景：
(1) 儲貸銀行主要賺取放款和存款利差來支持營運，但1970 年代晚期隨央行快速升息(由1975 年的4.8%升至1980 年的18%)，投資人轉而將定存放在報酬率和市場連動性較高的貨幣市場型基金，造成儲貸銀行可貸資金緊俏，同時面臨短期存款利率上揚、長期放款利率不變，儲貸銀行轉而從事商業貸款或是消費性貸款來增加獲利，同時放寬房貸授信條件和風險管理機制，銀行本身也開始轉投資一些商業不動產市場開發案等風險較高的投資活動。
(2)1980年代晚期央行重啟升息機制(由1986年的6%升至1989 年的8.25%)，房屋市場價格開始修正，連帶造成銀行的貸款違約率攀升。
(3)原先負責擔保儲貸機構的存款保險公司(聯邦儲貸保險公司，FSLIC)也於1986 年宣告倒閉，儲貸危機瞬間爆發，嚴重影響銀行獲利和資金流動性。
政府介入機制：1989 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金融機構重建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 of 1989, FIRREA)，賦予清理信託公司(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簡稱RTC,1989~1995)協助處理並清算問題儲貸銀行。初期由財政部撥予200 億美元，另外透過發債300 億美元提供資金。
RTC 的設立目標：RTC 為一過渡機構，其成立目標有三：
(1)接收倒閉儲貸銀行的資產並與以出售，盡可能回收現金
(2)將地方儲貸銀行倒閉的影響範圍縮小，避免擴及地方不動產市場和整體金融市場秩序
(3)維繫並確保中低收入家庭房屋貸款方面的供應正常
RTC 運作方式：
RTC 把從倒閉銀行接管而來的住宅貸款和商業貸款與以整理、分類、包裝而後出售，部分符合一定條件的貸款賣給二房(房地美、房利美)，其餘則透過證券化 (private securitization programs) 的方式出售給投資人。
利用信用增值(credit enhancement)的方式如提列現金準備(cash reserve)或是準備超額擔保(over collateralization)來強化信用等級，將貸款包裝並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出售
RTC 透過這樣的模式，成功收回不少資金，其中在single family loans 的貸款回收率甚至高達98.5%
RTC 成功之處：RTC 之所以成功來自投資人的信任並且願意購買其所發行的標的，後來1995年12 月RTC 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後裁撤，其功能由聯邦存款保險銀行(FDIC) 接替，但是FDIC 和 RTC 不同在於它的角色比較接近監督並協助金融機構處理不良資產或是取得資金，以維持其正常的運作。
政策結果：
據統計1986~1995 年間總共有1043 家儲貸機構倒閉，總資產為5190 億美元。而由原先FSLIC 和RTC 總計花在處理不良債權的成本約為1750 億元，由全民買單。
在1989 年通過金融機構重建法並成立RTC，但美國銀行類股指數卻持續下跌，3 個月內下跌7%，6 個月內下跌18%，1 年之中總計下跌27%，直到1991 年1 月才開始反轉。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1986年3月1日 星期六
1986-03-02 昨天陽明山下雪
強大寒流持續籠罩 再過三天才會放晴
合歡山最低溫達零下六度 大屯山竹子湖也都飄著雪
【1986-03-02/聯合報/05版/】
中央氣象局說，強大寒流今天繼續籠罩台灣地區，昨大北、中、南部高山繼續飄雪，北部地區標高僅六百公尺的陽明山竹子湖，也於昨天下午飄雪。
氣象局指出，陰冷下雨的天氣可能要持續到本月五日以後才會放晴，今明兩天氣溫仍然很低，後天稍微回升；但農、漁業和養殖業存本月五日前還要防範寒害，山坡地農作物要防霜害。另外，台灣地區的平地，這兩天最低氣溫僅在攝氏七度到九度之間，因空氣潮溼，今、明兩天北部山區仍有繼續下雪的可能。
氣象局統計，玉山鞍部昨天最低氣溫為攝氏零下四點四度，昨天中午為止，積雪達六十三公分；合歡山高度較低，但最低氣溫達攝氏零下六度，又因溼度大，昨天上午八時已積雪兩公尺。
北部大屯山昨天積雪兩、三公分，標高八百公尺的七星山鞍部昨晚八時降至零下零點二度，積雪四公分，竹子湖前夭未飄雪，但昨天下午一時五十五分開始，雨中夾著細雪飄落，至傍晚六時稍停，但六時卅七分分又開始飄雪。
氣象局預報中心預測，明天到本月五日，冷鋒應離開台灣地區，但大陸冷氣團隨即南下，各地氣溫仍然很低，而且會下大雨。
由於陽明山飄雪，大批遊人於昨天下午趕到陽明山賞雪，造成交通阻塞，昨晚，另有數百輛轎車擁進七星山區，造成賞雪另一高潮。
下雪
1985年10月13日 星期日
1985儲貸危機(圖)
1985年03月28日 星期四 海外看中美兩大金融風潮
1985年05月16日 星期四 一○二家信用合作社 美馬里蘭州已予接管
1985年05月20日 星期一 各信合社強迫投保 102家信合社存款由州政府擔保
1985年09月27日 星期五 美房地產貸款壞帳多
1988年08月23日 星期二 救援德州八金融機構 美聯邦動支55億美元
1988年12月31日 星期六 太電購併美德州儲貸銀行
1989年01月01日 星期日 破產儲貸機構易主 美去年逾兩百多家
1989年01月31日 星期二 實踐去年競選諾言 布希擬定減稅方案
1989年03月23日 星期四 賴特房地產交易交代不清 議長財路 美眾院調查
1989年06月17日 星期六 美國眾議院通過紓困法案 救濟儲貸業
1989年08月06日 星期日 挽救美國儲貸機構 眾院通過紓困方案
1990年01月05日 星期五 美國儲貸機構與銀行業 去年倒閉事件層出不窮
1990年02月21日 星期三 未來美國企業破產 融資購併不再主導
1990年12月26日 星期三 美儲貸機構營運急速惡化 第三季虧損達七億餘美元
1991年03月25日 星期一 延長垂危儲貸機構營運 布希簽署挽救法案
1991年03月27日 星期三 二一五家儲貸機構資產 美政府盼本年度內出售
1991年08月12日 星期一 美國保險公司倒風頻傳 如何投保才保險
1993年01月03日 星期日 美金融業似走出陰影 去年倒閉案是七年來最低點
1993年06月20日 星期日 美國銀行儲貸業終站穩腳根
1995年04月26日 星期三 FDIC防患未然 將強化預防銀行倒閉能力
1985年5月20日 星期一
各信合社強迫投保 102家信合社存款由州政府擔保
馬里蘭州完成立法
各信合社強迫投保 102家信合社存款由州政府擔保
【1985-05-20/經濟日報 法新社馬里蘭州亞那波里市十九日電】
馬里蘭州州長休斯今天簽署七項保障儲蓄存款人的法律，以對該州民間擔保的一百零二家信用合作社存款人加強其信心。
馬里蘭州州議會為了因應此次信用合作社擠提風暴，已進行了八天十三小時的立法會議，終於完成了這七項法律，它們均立即生效。
州政府的目的是要強迫各信用合作社向聯邦儲蓄放款保險公司(FSLIC)投保。
根據新的法律，存款超過四千萬美元的大型金融公司在六月一日以前必須向FSLIC提出投保申請，保險日期必須年底以前生效。各小型金融公司則可在四年時限內安排投保。
另一項法律規定設立馬里蘭州存款保險基金公司，擔保一百零二家信用合作社辦十萬美元以上的存款。
休斯州長表示，州政府對於該州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人有道義上的責任。這些合作社的存款金額總計大約有九十億美元。
【路透社華盛頓十九日電】分析師說，馬里蘭州的私人保險儲蓄銀行上週爆發信心危機，可能使基本上健全的美國銀行制度，留下情感的創疤。
政府官員說，三月份發生在俄亥俄州以及本週發生在馬里蘭州儲蓄機構的危機，可能造成嚴重的心理影響。
聯邦準備銀行官員說：「我對這整個事件極為關切。」
這位不願公布姓名的官員說：「這顯示一地的問題可能轉移到全盤制度上。我擔心的是信心問題。」
分析師指出，其實馬、俄兩州的問題僅具地方性，因絕大多數的美國金融機構都具有聯邦保險，而享有存款人的充分信任。
多位專家相信，這類事件會導致私人保險存款資金的消失。
【1985-05-20/經濟日報/06版/】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各信合社強迫投保 102家信合社存款由州政府擔保
【1985-05-20/經濟日報 法新社馬里蘭州亞那波里市十九日電】
馬里蘭州州長休斯今天簽署七項保障儲蓄存款人的法律，以對該州民間擔保的一百零二家信用合作社存款人加強其信心。
馬里蘭州州議會為了因應此次信用合作社擠提風暴，已進行了八天十三小時的立法會議，終於完成了這七項法律，它們均立即生效。
州政府的目的是要強迫各信用合作社向聯邦儲蓄放款保險公司(FSLIC)投保。
根據新的法律，存款超過四千萬美元的大型金融公司在六月一日以前必須向FSLIC提出投保申請，保險日期必須年底以前生效。各小型金融公司則可在四年時限內安排投保。
另一項法律規定設立馬里蘭州存款保險基金公司，擔保一百零二家信用合作社辦十萬美元以上的存款。
休斯州長表示，州政府對於該州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人有道義上的責任。這些合作社的存款金額總計大約有九十億美元。
【路透社華盛頓十九日電】分析師說，馬里蘭州的私人保險儲蓄銀行上週爆發信心危機，可能使基本上健全的美國銀行制度，留下情感的創疤。
政府官員說，三月份發生在俄亥俄州以及本週發生在馬里蘭州儲蓄機構的危機，可能造成嚴重的心理影響。
聯邦準備銀行官員說：「我對這整個事件極為關切。」
這位不願公布姓名的官員說：「這顯示一地的問題可能轉移到全盤制度上。我擔心的是信心問題。」
分析師指出，其實馬、俄兩州的問題僅具地方性，因絕大多數的美國金融機構都具有聯邦保險，而享有存款人的充分信任。
多位專家相信，這類事件會導致私人保險存款資金的消失。
【1985-05-20/經濟日報/06版/】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1985年5月16日 星期四
一○二家信用合作社 美馬里蘭州已予接管
一○二家信用合作社 美馬里蘭州已予接管
規定每人提款不得超過一千美元
【1985-05-16/經濟日報 法新社華盛頓十五日電】
馬里蘭州州長已接管該州一百零二家向私家保險的信用合作社，並且規定每人提款最高限額不得超過一千美元。
馬里蘭州州長休斯已在本週稍早接管兩家境內的信用合作社，並且限制其提款限額為每人一千美元。
這次全面接管行動是為了防止類似今年三月份俄亥俄州的危機，當時有七十家信用合作社暫時關閉。
休斯州長未說明一千美元的提款限額將實施至何時，他是引用「公共危險與緊急情況」而下達此一命令。他同時召開了臨時州議會，以研擬一項新方案，以保護存款人。
考慮中的法案將是強迫各信用合作社，除了規模最小者之外，均應加入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FSLIC)，以取代私家經營的馬里蘭儲蓄分保公司(MSSIC)作為存款保證人。
休斯州長同時透露，過去兩週來，馬里蘭州私家承保的信用合作社共被提走了六億三千萬美元，僅在本週一即被擠兌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此外且已向聯邦準備銀行借款三億七千萬美元。
此次馬里蘭州售用合作社的擠兌風暴起於上週巴爾地摩一家合作社被擠兌，遭到政府的接管。
【1985-05-16/經濟日報/06版/】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規定每人提款不得超過一千美元
【1985-05-16/經濟日報 法新社華盛頓十五日電】
馬里蘭州州長已接管該州一百零二家向私家保險的信用合作社，並且規定每人提款最高限額不得超過一千美元。
馬里蘭州州長休斯已在本週稍早接管兩家境內的信用合作社，並且限制其提款限額為每人一千美元。
這次全面接管行動是為了防止類似今年三月份俄亥俄州的危機，當時有七十家信用合作社暫時關閉。
休斯州長未說明一千美元的提款限額將實施至何時，他是引用「公共危險與緊急情況」而下達此一命令。他同時召開了臨時州議會，以研擬一項新方案，以保護存款人。
考慮中的法案將是強迫各信用合作社，除了規模最小者之外，均應加入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FSLIC)，以取代私家經營的馬里蘭儲蓄分保公司(MSSIC)作為存款保證人。
休斯州長同時透露，過去兩週來，馬里蘭州私家承保的信用合作社共被提走了六億三千萬美元，僅在本週一即被擠兌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此外且已向聯邦準備銀行借款三億七千萬美元。
此次馬里蘭州售用合作社的擠兌風暴起於上週巴爾地摩一家合作社被擠兌，遭到政府的接管。
【1985-05-16/經濟日報/06版/】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1985年3月28日 星期四
海外看中美兩大金融風潮
【1985-03-28/聯合報 本報紐約記者 盧世祥】
春節前後，國內由於「十信」案，引發一連串金融和工商業風潮，迄今餘波盪漾。
無獨有偶，美國三月初也發生一件金融風波，俄亥俄州有七十二家金融機構因之停業，並導致國際美元及金價短暫動盪。兩案雖因國情不同，制度有異，難以做直接比較，但在國內亟思建立金融預警及存款保險制度之際，試就兩案前因後果略做分析，或有可供參考之處。
金融風暴無獨有偶「十信」案的來龍去脈，國內讀者知之甚稔，無待此處再表。美國俄亥俄州的金融風潮，起於辛辛那提市一家受州政府管轄的「家庭儲蓄銀行」(Home State Savings Bank)投資佛羅里達州一家證券經紀公司。這家經紀公司由於涉嫌詐欺，三月四日被勒令停業，「家庭儲蓄銀行」對這家公司投資甚多，連帶可能受損一億美元。
存款人乃於三月六日起連續三天向該行擠兌，提走九千萬美元。這家銀行雖有存款保險，但承保者並非「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而是私營的「俄亥俄存款保證基金」。
存款人的擠兌不僅擠垮這家銀行，該行於九日宣佈倒閉，連帶使總額只有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的保險基金岌岌可危。
雖然基金十三日獲准增資九千萬元，參加這個基金的七十一家儲貸會(S&L)十四日一天之內仍遭到大量擠兌，金額達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俄州州長遂下令這些儲貸會十五日起停業，申請「聯邦儲貸保險公司」(FSLIC)的保險，或進行合併，國際金融市場十九日在略有誤解的情況下做出過度反應，美元暴跌，金價則一日內每盎斯暴漲近卅六美元，截止三月廿四日，這些儲貸會仍只有少部份復業。據金融界人士分析，絕大部分儲貸會由於規模小，無法加入聯邦保險系統或合併，短期內恐難復業。都有過度投資現象比較國內外這兩大金融風潮，肇事者都有過度投資或集中授信的行為。國塑與十信的關係有如「自己人」，金庫相通對其資金挹注予取予求。俄州這家儲蓄銀行對佛州證券經紀商的投資，總值亦達六億美元，對一家資產十四億美元的銀行而言，將近一半資產投入單一事業，焉得不出事？
俄州金融管理當局在風波中受到極大的指責，負責人並因此丟掉烏紗帽。但是，出事銀行過度投資的行為，一九八二年九月曾被當局發現，去年中並擬出改善之計，以期中止雙方不正常的關係，原預定今年五月實施。可惜罪魁禍首的經紀商三月一日已因涉案被勒令關門，全部計劃乃功虧一簣，相形之下，十信的違規經營，民國六十八年立法委員石九齡等即曾提出質詢，其後數年財金當局亦曾採取匡正措施，可惜主管官員心存姑息，或至少是為德不卒，終使十信主持人變本加厲，情況益發不可收拾。
防範措施過猶不及其次就金融風潮形成而言，俄州案件是由經紀商拖垮銀行，殃及存款保險公司，導致七十一家儲貸會被擠兌，州政府事後出面救急。「十信」案情況略有不同，十信於二月九日被勒令停業三天，隨即引發擠兌，並波及其他。十信經營不善有今天的困境固然咎由自取，但主管當局數年來未能有效制止其違規經營於先，採取激烈措施引發擠兌於後，過猶不及，此之謂也。按金融機構，遇有風吹草動，只要存款人對其信心稍減，即有被擠兌之虞。財金當局在擬對十信採取「斷然」措施前，即應預見其可能連鎖反應而有週全之計。不幸，整個社會卻因此項疏漏而付出重大代價。民營存款保險爭議至於風潮的影響，俄州案件產生橫面連鎖反應，影響似只限於金融界；國際金融市場雖於十九日忽生劇變，但在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伏爾克發表聲明後旋即平息。目前州議會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其中有無官商勾結情事，部份存款人權益受損亦正徐謀善後之計。其中制度方面受到檢討，最主要是存款保險制度宜否維持目前的公民營並存雙軌制。持否定意見者以本案為例，認為私營存款保險公司資力不厚，監督不週，應即把聯邦保險擴及全部存款機構。持肯定意見者則以在民營存款保險制度下，金融機構業務較具彈性，目前流行的NOW(付息支票存款)帳戶及浮動比率房屋抵押貸款，皆此制度下產物，俄州案顯示此制度固應檢討，卻不必因噎廢食。
存款保險制度十年前國內修正銀行法，曾增列這方面條文，如今姍姍來遲，總是聊勝於無。有了這個制度的好處，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多了一個一年兩次來進行業務檢查的單位，真的碰上「亞信」或「十信」案，存款人固然較有保障，保障的代價更可不必像現在這樣由國庫承擔。
但「十信」案使台灣社會付出慘重代價，值得檢討的恐怕還是一些老話題，只可惜多年來做得少說得多罷了。首先是關係企業的問題，國泰集團生意幾乎從第一級產業做到第三級產業，有如花旗銀行兼營IBM、GM再加可口可樂。集團企業不應挾自有的金融力量兼併別人或壟斷市場，關係企業內部交易應受節制。金融機構負責人不得兼營其他事業等等，都不是新話題，多年來卻像台北鐵路要地下化一樣「知易行難」，即使知道問題也受制於「無力感」。銀行體制亟待改革當前國內銀行制度的落伍不合時代需要也是老掉牙的話題，它們只能提供工商業三分之二資金，其餘須由廠商求助員工存款或黑市。要在國內經濟快速發展中舉出落後部門，銀行業當之無愧。這個行業是必須「改革體制」了。
最後，國內金融業者應來點心理建設。預警制度和存款保險制度即或建立，如不能認真執行，擠兌事件不免重演。俄州案從發現弊病到發作拖了兩年半，十信案拖了五年，並非不知病情而無預警，癥結都在主管官署未果斷矯正。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信用第一，必須正派經營。如果心存投機，又要從事以信用為第一生命的行業，欲其不潰敗，真是戛戛其難乎。(三月廿四日於紐約)
【1985-03-28/聯合報/02版/第二版】
1985儲貸危機
1985十信危機
1985年2月12日 星期二
證券市場受十信事件影響 昨天一開盤就充滿了賣聲
證券市場受十信事件影響 昨天一開盤就充滿了賣聲
國塑、海運首先跳空急降跌停板 餘檔普趨下游本報指數降八點多
【本報訊】受十信事件的影響，證券市場昨日一開盤就充滿賣聲，十信關係企業股票－－國塑及海運首先跳空急降跌停板，餘檔也普趨下游，導致大勢行情鉅幅挫跌。
昨天本報股價平均指數大跌八．一二，為三五二．九七，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鉅挫一一．六八，為七八四．六○，股票成交總值為六億八千五百零九萬元。
因受十信自昨天起停業三天的影響，昨天股市開盤前幾分鐘，在交易所交易廳內，國塑及海運兩股票的交易專櫃前，已擁擠著證券商場內代理員，迫不及待的等著代客賣出國塑及海運兩股票，曾一度出現混亂局面，由於賣氣濃厚，又乏人承接，導致這兩檔股票急降跌停板，並以抽籤分配方式，限每家證券商於跌停板價第一筆掛出數量不得超過二千股。
據統計，昨天國塑股票成交量僅四萬一千股，海運股票成交量只有一千股。不過，直到收盤時，這兩檔股票於跌停板價掛出而沒有成交的數量，國塑股票達一千零六十二萬八千股，海運股票達一百七十二萬九千股。
事實上，昨天股市一開盤，除了國塑及海運急挫跌停板外，太實也於關盤不久跌停板，另台塑、南亞、亞泥、遠紡及國建等第一類大型股均迅速下跌，交易廳內整個電動揭示板行情，在關盤十分鐘左右，大多數股票只有賣出喊價卻無買進喊價，這種現象，可說是近年來罕見。並且，大勢行情始終呈疲軟不振局面，收盤時，計有津津、新東、丸億、新豐、復木及中信等六檔問題股漲停板。另有光寶等十二檔股票跌停板。
【本報訊】十信理事、日盛證券公司董事長陳士元，與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有姻親關係，因此，一般市場人士對日盛證券公司昨天代客買賣股票數量特別關注。
據日盛證券公司統計，昨天營業額計約六千五百萬元，其中買進成交總額為二千萬元，賣出成交總額為四千五百萬元。該公司昨天代客買進數量較多的股票是中紡及華紙，各約十萬餘股，賣出數量較多的股票是台塑及工曠，均為五十餘萬股。
【1985-02-12 經濟日報】
1985年1月31日 星期四
十信違規股市劇變 收盤十六檔跌停板
十信違規股市劇變 收盤十六檔跌停板
【台北訊】證券市場股票行情昨天因十信嚴重違規，引發劇幅挫跌，收盤時有台聚等十六檔股票跌停板，發行量加權指數下跌十九點一一，並跌破八百點大關，而達七八七點二二的新低點。
股市昨晨九時開盤，即因報載十信的嚴重違規，引發空頭的大肆活動，各檔股票以低盤迎市後，行情即節節下退，尤其績優股中的台聚、中紡等股，在強悍的賣壓下，落幅甚深，使行情在十時以前的第一段秩勢中，即跌破八百點。
行情的一蹶不振，在中場雖一度穩住，但賣盤的趨向積極，仍難使行情穩住陣腳，尤其台聚、中紡等股票的跌停板，更引發行情在十一時以後的第二設跌勢，直至收盤時毫無起色，跌幅之深已創下幾個月來罕見現象。
在昨天的劇挫行情中，第一類上市股票全盤皆墨，其中台聚、環泥、中紡、大魯閣、大同及華紙等股票跌停板；第二類股票中，除永康等問題股慣例跌停外，鴻通、丸億、大明、大中及國豐等問題股小幅微升。
經濟日報指數昨日下跌九點三三，達三五七點九八。股票成交總值為五億多元。
【1985-01-31 聯合報】
1985十信危機
1985-01-31 十信危機
1982年01月01日 星期五 開放僑外投資證券 成為市場注意焦點
1982年01月02日 星期六 政院宣佈紓解工商困難四項措施
1982年01月06日 星期三 雜糧商公會建議 有限期開放進口
1982年01月03日 星期日 彩照快速沖洗興起 傳統式大量操作沖洗公司沒落
1982年02月21日 星期日 快速沖洗業發展快速 五年來已增至六十餘家 半數集中台北地區(時間)
1982年03月25日 星期四 柯達直營大沖印工廠開幕給業者帶來另一次震撼
1982年03月05日 星期五 美國新投資政策及其對我影響
1982年03月29日 星期一 美國「互惠市場開放」法案的新發展
1982年03月24日 星期三 巴而可百貨少女服飾專櫃 四十餘家醞釀撤櫃
1982年04月03日 星期六 阿根廷採軍事行動 攻佔福克蘭島
1982年04月04日 星期日 英國朝野群情激憤 龐大艦隊馳赴福島
1982年04月07日 星期三 英鎊創四年半來新低價
1982年04月23日 星期五 阿根廷實施戰時經濟體制
1982年05月06日 星期四 阿戰機使用飛魚飛彈 擊沉英國一艘驅逐艦
1982年05月23日 星期日 福克蘭島糾紛大事紀(圖)
1982年04月16日 星期五 政府為了刺激景氣開出一帖救急強心劑
1982年05月15日 星期六 新建築貸款辦法 完成初稿
1982年05月19日 星期三 金融業貸款建設公司 期限將延長為三年半
1982年05月20日 星期四 脫離百貨公司專櫃‧自立門戶 少女服飾專售商店‧異軍突起
1982年06月02日 星期三 證券市場異常現象 政府將採干預措施
1982年06月02日 星期三 證管會昨公布 對當前證券市場應採措施要點
1982年06月04日 星期五 光遠隨筆 白培英應採措施十要點
1982年06月05日 星期六 台塑在美投資石化業 採最新技術建廠
1982年06月02日 星期三 抑制法國法郎拋售熱潮 法與西德聯合干預匯市
1982年06月03日 星期四 美貨幣政策引起白宮與國會的衝突
1982年06月05日 星期六 美國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 基本放款利率降為16％
1982年06月05日 星期六 國際產業動向 日鋼鐵業考慮赴美投資
1982年06月06日 星期日 1982-06 黎巴嫩戰爭
1982年06月06日 星期日 以色列因為其駐英國大使 被巴勒斯坦武裝暗殺
1982年06月08日 星期二 以色列部隊入侵黎南 阿拉伯各國紛予譴責
1982年06月10日 星期四 伊朗政府正式宣布 要對以國作戰
1982年06月09日 星期三 美鋼鐵業開工率降至42.5 創四十四年來最低水準
1982年06月15日 星期二 中東戰爭情勢升高 石油危機可能重演
1982年06月16日 星期三 挽救股市財部使出真功夫
1982年06月16日 星期三 證管會為振興證券市場 宣布採取五項激勵措施
1982年06月16日 星期三 證管會宣布五項激勵股市措施
1982年06月17日 星期四 激勵措施立竿見影 股價昨天大幅挺升
1982年06月15日 星期二 歐洲貨幣制度調整旨在恢復信心
1982年06月30日 星期三 蘇俄小麥雜糧 今年將續歉收
1982年07月09日 星期五 美公司倒閉數劇增 接近五十年前最高紀錄
1984年10月14日 星期日
1984-10-15 江南命案-陳啟禮-鄭太吉
台灣黑道介入政治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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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鄭太吉崛起到被槍決的故事
屏東皇帝的鄭太吉，他曾說過的一句話「過高屏溪殺人無罪」。
1982/04/23 林博文 台中千葉百貨 當街擄走富商 鄭國興(當街擄人勒贖)
赴美槍殺美籍台裔華人作家劉宜良。（體制外的運作 類似明錦衣衛）
1982/04/23 林博文 台中千葉百貨 當街擄走富商 鄭國興(當街擄人勒贖)
美國博仔(混血兒)的林博文 此前搶劫地方角頭（黑道） 地下賭場／私娼寮
黑吃黑 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林博文當街擄走富商
警察被迫發布通緝(最年輕十大通緝要犯)
警察被迫發布通緝(最年輕十大通緝要犯)
- 林博文槍械火力比警方強大
- 槍械來自經濟衰退 中國軍工廠
- 林博文有最新防彈衣 警方是舊式
- 林博文搶遍全台各處黑道 只有一個不怕人 海線囝 冬瓜標
- 林博文索討60萬元跑路費 顏清標準備30萬現金，另外30萬開支票
赴美槍殺美籍台裔華人作家劉宜良。（體制外的運作 類似明錦衣衛）
1984/11/12 內政部長 吳伯雄 一清專案
1985/02/10 十信危機
1987/07/15 解嚴
1987/11/02 開放兩岸探親
1994/12/13 鍾源峰身中19槍，死在自己家門前。
1995/05/31 鄭太吉招認 鍾母面前射殺 自幼一起長大鍾源峰
1985/02/10 十信危機
1987/07/15 解嚴
1987/11/02 開放兩岸探親
1994/12/13 鍾源峰身中19槍，死在自己家門前。
1995/05/31 鄭太吉招認 鍾母面前射殺 自幼一起長大鍾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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