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談香港問題處理 應學台灣野百合學運經驗

2019/11/15 23:29

（中央社記者郭建伸台北15日電）香港反送中抗爭延燒，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說，台灣鄉親非常關心香港同胞的自由民主，但希望他們好好坐下來溝通。他也說，大陸處理得非常不好，應該學學台灣政府應對野百合學運時期經驗。

宋楚瑜今天接受年代電視台「新聞面對面」專訪，談論參選2020以來包含與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合作、不分區名單及香港問題等議題。

宋楚瑜直言，現在香港的問題，大陸處理得非常不好，甚至警察還跑到香港中文大學，「大陸應該學學台灣經驗」；當年野百合學運時，好多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今自由廣場）靜坐抗議，他請學生派代表一起參與國民黨中常會，「你有看到有軍隊進來嗎？」

宋楚瑜指出，自由民主的價值，是台港鄉親的DNA，甚至許多大陸鄉親也期盼，但很可惜現在香港送中條例已經取消撤回，抗爭的訴求不清楚，且沒有頭頭（抗爭領導人），政府不曉得跟誰去談。他強調，香港必須了解，「到底是要改革，還是要革命？」

宋楚瑜舉例提到前總統蔣經國晚年時，當時民進黨每週日都發動大規模遊行，蔣經國當時派他與時任立委的陳水扁溝通；後來野百合學運，當時抗爭者訴求清楚，提出如廢除萬年國會等訴求，宋楚瑜強調有訴求及談的對象也是重點。

宋楚瑜也說，如果香港現在要獨立，他不相信大陸或中國人可接受，就連他自己都對此保留態度。宋楚瑜直言，「香港難道永遠這樣搞下去嗎？」呼籲現在雙方都要理性地坐下來，並找到抗爭領導人。

他強調，台灣的鄉親都非常關切香港同胞的自由民主，但是希望他們好好坐下來，用溝通的方式去解決。

野百合學運發生於1990年3月16日到3月22日，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第一次的大規模學生抗議，當時上千名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等訴求；時任總統李登輝回應學生訴求，召開國是會議，並於隔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編輯：楊凱翔）1081115

五月風暴，50年後將捲土重來？

五月風暴，50年後將捲土重來？19歲的潘鳴嘯在法國學運現場......
Web Only 文 吳凱琳 2018-04-19

潘鳴嘯是道地的法國人，卻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是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歷史見證者，也是中國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專家。現在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4月中他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以「法國：從5月風潮的『左』走向了哪裡？」為題，分享他親身參與1968年學運的經歷與反思。

半世紀前的1968年，是極度騷動不安的一年，造反之火在全球各地點燃，美國、德國、墨西哥、捷克、日本，都陷入風暴之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發生於法國的「五月風暴」。當時年僅19歲的潘鳴嘯（Michel Bonni），親身見證了這場改變法國歷史的學運風暴。這場運動就像是突如其來刮起的一陣狂風，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但來得快，去得也快。

五月風暴　法國版文化革命
1968年3月20日，一群反越戰學生佔領巴黎市區的美國捷運大樓，遭到警方逮捕，其中一名學生來自南特爾大學，引發同校學生不滿。

3月22日，就讀於法國西郊的南特爾大學（Université de Nanterre）哲學系的潘鳴嘯和當時的女朋友在校園內聽音樂會，一位紅髮的學生突然跳上舞台，大聲宣布學生成功佔領學校的行政大樓，希望大家支持反越戰的抗議行動。那名紅髮學生正是五月風暴的核心領袖、德國籍的無政府主義者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

潘鳴嘯嚮往馬克思主義，鍾情左派思想，但他不是激進份子，也不熱衷政治運動。然而，政府和警察的錯估形勢，卻將他以及全法國民眾一步步推向抗議學生的陣營。5月2日，南特爾大學校方決定關閉校園，學生於是轉向索邦大學，沒料到上千名警力強行進入校園鎮壓，警車衝進學生佔領區，「在這個時候，你必須選邊站。」

原本僅是單純的學生抗議活動，此後演變成為要求總統戴高樂下台的政治運動，全法國陷入癱瘓。

劇院、禮堂等公共建築，成了示威者佔領區；工會發動罷工，抗議勞動條件不公，廠房成了工人的遊樂場；大眾交通工具停擺，需要搭車的人只能在路邊揮手，看是否有好心人願意讓你搭便車，最後政府不得不出動軍用卡車載送民眾。

然而，到了5月底，情勢卻反轉直下。5月30日，戴高樂取得軍方的效忠之後，宣布解散國會，原本保持沈默的支持戴高樂民眾，開始發動遊行。同時，反戴高樂的抗議活動卻不斷傳出暴力事件，引發社會反彈，五月風暴自此走向失敗。

革命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能務實追求改革
五月風暴的結束，意味著年輕世代的烏托邦理想就此幻滅，擁抱左派思想的他們曾以為革命是有可能的，但終究未能如願。「這場運動不是革命，因為我們沒有成功地推翻政府⋯⋯革命是不可能的，代價太高了，我們只能面對現實，追求改革，」潘鳴嘯說。

然而，儘管五月風暴如曇花一現般地短暫，但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同年6月底，戴高樂組成新政府，推出多項改革，包括教育、職工權利等。但最重要的是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這場運動可說是法國女性以及性解放運動的起點，」潘鳴嘯說，只是真正開花結果要在多年之後。1974年，右派的德斯坦當選總統，讓墮胎合法化。

為什麼是1968年？
50年過後的現在，法國再度陷入騷動。今年4月，法國鐵路發動大規模罷工，反對政府改革國鐵；法航工會發動罷工，要求公司調薪。大學生組織封鎖校園，抗議，他們不讓教師和同學上課，抗議政府的大學改革方案，其中也包括索邦大學在內。

歷史彷彿再度上演，但政經環境已不同於當年。

反越戰僅是五月風暴的導火線之一，學運的發生事實上集結了社會上眾多積怨情緒而一次爆發。首先是對於大學教育的不滿。「我們戰後嬰兒潮是全球第一代的青年，」潘鳴嘯表示。戰後嬰兒潮世代是第一代有機會能繼續完成中學、大學教育的世代，教育需求大增，也引發對於大學教育改革的要求，希望破除僵化的科系劃分以及入學機制。

另一方面，經濟問題也引發年輕世代與勞工的不安。1968年的法國經濟成長率降至4.3％，是自1961年的新低點；失業率持續上升，1968年達到2.6％，同樣是1961年以來的新高。

但相較於經濟，更嚴重的問題是社會文化的落後保守，禁慾主義、權威主義盛行，憤怒的年輕人只想奮力一搏衝破重重壓迫的思想桎梏，爭取自由。早在五月風暴爆發之前，已發生大大小小的學生抗議活動，例如要求開放男學生進入女生宿舍的權利。

50年後的今天，中間偏右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上法國總統，他出生於1977年，距離五月風暴已有9年的間隔，他未曾經歷那段理想主義、新左派思想運動狂飆年代。

如今的法國，社會文化思想更開放，但經濟卻陷入更嚴重的泥淖，經濟成長率僅有1.9％，失業率達9.9％。馬克宏希望透過鼓勵新創以及勞動法改革，活化法國經濟，但能否成功仍是個大問號。面對未來，法國人仍充滿不確定。「馬克宏的改革或許能解決一部分的問題，但他能不能說服其他因為全球化經濟而受到影響的人們接受他的改革，真的很難說，」潘鳴嘯說。

被問到是否有可能再度發生當年大規模的學運和工運風潮，潘鳴嘯認為沒有這個可能，「一方面政經環境已經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目前法國社會還未凝聚出一股真正強大的力量，足以對抗政府。」

上山下鄉運動　中國版的1968風暴　
當年五月風暴落幕後，歷經理想幻滅的潘鳴嘯，將眼光投向了中國。他一直對於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有著濃厚興趣。1968年他開始學中文，但是在巴黎實在很難學好中文，也沒有幾個中國人可以練習對話，他決定向東行。

1968年底，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群下鄉的知識青年（知青），正是潘鳴嘯所稱的「失落的一代」，但是農村生活的艱苦、與農民之間的衝突、知青之間的勾心鬥角都讓運動變了調，原本懷抱政治狂熱來到農村的知青，開始想盡各種走後門方法：貪污、造假、賄賂，甚至用身體為作交換，只為了爭取回城的機會。

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眼看是去不成了；但他不想來台灣，覺得「蔣介石政權太右派，而且怕以後因此進不了中國」；曾一度考慮新加坡，因為當時星國政府大力推動國語計畫。最後，他選擇香港，買了6個月內有效的便宜來回機票，沒想到一待就是6年。

1971年，潘鳴嘯來到香港，邊打工邊跟著印尼華僑學中文，偶然的機會下開始接觸許多從中國偷渡到香港的知青，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是沉痛而陰暗的不堪往事。之後他和一位法國記者合作，將這些口述資料以法文寫成《20歲在中國農村》（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1978年在法國出版。自此之後他決定放棄原本的博士論文題目，轉而研究上山下鄉運動，於2009年出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一書。

潘鳴嘯並不是第一位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西方學者，美國學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德國學者夏樂平（Thomas Scharping）早已是公認的權威。當時兩人的研究均認為，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城市的青年就業壓力。

但是潘鳴嘯卻提出不同的觀點，「依據統計數據顯示，有部分人口移往鄉村，但仍然有大量人口移往都市，可見當時的城市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憑藉著流利的中文，他透過大量的第一手訪談以及科學化的統計數據和文獻分析得出結論，認為上山下鄉運動背後其實有多重目的：

這場運動在1980年戛然而止，關於它的結束，潘鳴嘯也有不同於一般學者的觀察，「很多人以為是鄧小平下令結束，事實上情形有點類似法國的五月風暴，因為失去社會的支持而導致失敗。」

習近平時代　中國走向新極權主義
重新回溯當時運動的目的，再對照現今的中國，同樣讓人感到似曾相識。只是政治手段不盡相同，潘鳴嘯分析，習近平傾向以制度達到政治目的，不同於毛澤東的群眾運動路線。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於新聞媒體、互聯網、文化和教育的控制轉趨嚴格；剛剛閉幕的十九大，將所謂的「習思想」列入黨章，以此確立習近平的權勢和歷史地位；下令驅逐低端人口，是為了強行控制城市的人口成長與發展，以穩定政權。

其中最引人爭議的，便是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對於潘鳴嘯而言，這一切顯得理所當然。「我沒有覺得很意外，因為他（習近平）沒有別的辦法，」潘鳴嘯直言。「這是關係到他個人的合法性問題，一開始他用反腐做為號召，目的是為了剷除異己，在黨內營造恐懼感。這麼做勢必得罪很多人，因此不得不從改變制度著手，保護自己。」

此外，習近平要解決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合法性問題，還包括黨的合法性，「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他們必須保護自己的權力，但這個權力是非民主的，沒有獲得民眾支持，只能用強硬手段才能達到目的。」潘鳴嘯說。

習近平領導之下的中國政局將會如何發展，其中的一大變數是經濟。若中國經濟出現問題，便很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性。

那一年(1968)，我們一起學運！

NHK記錄片1968年 動盪的時代


2014年03月30日 02:05

戴晚郎

2014年3月的台北，並不平靜。正如1968年5月的巴黎，並不憂鬱。這兩個時間點不約而同的爆發了同一種能量：學生學動。

如果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麼，學運也就不是唱K夜衝。血、汗、淚 都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歷史上的學運百百次。若論最正港、最經典、影響最深遠的，不得不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或稱「五月革命」，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所有革命的爆發，都必然具備若干必要的條件。回顧這場風暴，你會驚訝的發現，「太陽花學運」竟然跟「五月革命」有那麼的相似！

「五月革命」的起源，其實是跟一群「嬰兒」有關。話說二戰後歐美爆發一波著名的「新浪潮」：是為嬰兒潮。嬰兒潮讓1958至1968年之間，法國的年輕人增加了一倍。1938年時，法國的大學生人數為6萬人。到了1968年，大學生人數爆量到60萬5000人，比英、德、比利時三國大學生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

但是，法國的教育制度僵化、漏洞百出、宿舍不敷所求，早為學生所不滿。後來，為了減少大學生人數繼續爆量，教育部決定高中會考(BAC)不再是進入大學就讀的唯一參考條件，改由各大學自行審核篩選高中會考及格的學生。

這個決定讓所有大學生變得十分焦慮，因為不懂篩選的標準為何，深怕會有黑箱作業，做成不公不義。學生的不滿情緒漸拉高到引爆點。

大學校門外，更不是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戴高樂總統領導下的法國第五共和，是一個威權的保守社會，當時同性戀還是犯罪、電視新聞和節目要經過審查、女性上班時不能穿褲子、已婚婦女想到銀行開戶，還需得丈夫的同意。

當時職場的工作條件不佳，老闆隨時可以將員工炒魷魚。工廠工人對雇主的常年壓迫所積累的憤怒，也到達了爆發的臨界點（所以，學運發生後，很多工人都加入抗爭）。

更糟的是，連大環境也不佳。當時第五共和的能量已開到極致。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飆高，大學生太多、「畢業即失業」的惶恐，更讓許多大學生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但政府對此一巨大變化卻視若無睹。

而這個時候，反抗運動在外國早已是波瀾壯闊、狼煙四起了，1967年10月21日，美國10萬學生和民眾發起「向五角大廈進軍」運動，示威者衝到五角大廈前的草坪上，扯下了國旗。1968年1月，越共發動了著名的「春節大攻勢 」，首度進入城市作戰，一度佔領了順化，讓美軍損失慘重。

這些例子讓法國學生意識到：個人雖小，但團結力量大，小蝦米可以扳倒大鯨魚。權力，是掌握在街上抗議的人手上，年輕人開始認為：學運是改革社會的最佳途徑。

事實上，從1967年11月開始，大學生即開始醞釀改革大學制度、大學宿舍加建的抗議活動、以及改變封建的社會文化。但是，當時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的戴高樂，是個不善聆聽、也不願聆聽的領導人。他一再錯失跟社會對話的契機。這股怒火因為警察對學生抗議活動執法過當而爆發衝突，最終導致整個局勢一發不可收拾。數天後，同情學生被國家機器以暴力對待的數十萬民眾，參加了全國性大規模罷工並上街示威、強烈抗議戴高樂的不適任。

事件的「驚爆點」爆發於1968年的3月22日。150名大學生，在南德合大學（Nanterre，現為巴黎第十大學) 社會系學生科恩-班迪(Dnaiel Cohn-Bendit） 領導下佔領了學校。騷動很快波及索邦(Sorbonne)神學院，學生佔領校園。校長宣布關閉學校、召派警察到場強行驅散學生，衝突爆發。

5月6日，6000多名示威學跟與警察發生衝突，結果600多人受傷，400多人被捕。騷亂迅速蔓延到外省城市。戴高樂表示決不容許街頭暴亂。 但接下來情況更糟，5月10日爆發了著名的「街壘之夜」(Night of Barricades)衝突，巴黎市民開始同情學生紛紛加入示威，在巴黎街頭築起路障，與防暴警察爆發巷戰，導致300多人受傷，500多人被捕。

自此之後，前後相繼發生有60多宗暴動事件，工人階級隨後加入大學生學運，以致5月13日演變成全國性大罷工，所有大學生、高中生、工人在全國抗議遊行，人數高達六、七十萬。法國各大小工廠罷工人數更高達一千萬，全國陷於癱瘓，國家機器停擺。

老謀深算的戴高樂在5月30日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6月大選中，支持戴高樂的右翼多數派大勝，拿下四分之三議席，強化了他執政的正當性，一舉瓦解五月學潮。

但五月風暴所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並未消失。一年後的1969年4月，戴高樂因提出的削弱參議院權力修憲案公投遭否決，黯然下台。

關於「五月革命」 的影響，有實質和精神兩大層面。前者，學生及工人活動於6月7日政府跟工會簽訂「葛內爾合約」(accords de Grenelle)後落幕，合約中政府承諾改革高中會考的實行制度、提高勞工的薪資所得、工會在企業團體公司中可以自由行使工會權。

精神上則難以估計。 對許多左派分子而言，這場學運是法國社會的一大分水嶺，是神聖的解放時刻。 毛派出身 、曾在學運中擔任領袖而下獄的物理學家吉斯瑪(Alain Geismar)說，這不是一場成功的政治革命，卻是成功的社會革命。

「五月革命」 解放了保守的法國社會， 讓思想百花齊放。有人說，左派的密特朗、離過婚的薩科齊後來先後當選法國總統，都得利於這場革命。最重要的是，它為「學生無罪，造反有理」作了定調。

有關「五月革命」的電影，紀錄片有2008年的《68-法國學運紀事》(68)， 劇倩片則有《安那其戀人》((Regular Lovers,2005) 、伊娃葛林的成名作《巴黎初體驗》( The Dreamers,2005)等。.

1991-06-27 準銀行 將吸走1千億資金

8月後,將有大量資金陸續釋出,只要央行不鎖回保險庫,資金供給面應不成問題,否則,股市恐怕更不利

【記者彭樹慧/台北報導】15家準新銀行在通過財政部考核之後，立刻要面對的是現實的籌足股款問題；據統計，15家準銀行將在未來的2至3個月內籌足發起人股款724億餘元，4到5個月內完成公開募股作業，預計有超過1千億元的資金將被新銀行吸走，被視為影響今年下半年資金市場的重大變數之一。

一般認為，新銀行籌款對於銀行體系的鬆緊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畢竟新銀行吸收的資金還是暫存在銀行專戶戶頭內，錢由甲戶頭轉到乙戶頭，對於整體資金影響不大，充其量只是銀行間的資金搬風，或許可能會產生銀行間「貧富不均」的現象，但不會對整體銀行資金水位有所增減。

但是對於股市而言，則可能會暫時發生資金流出的貧血現象，對於股市較為不利。

依規定，新銀行必須在取得設立許可的兩個月內籌足發起人股款，寬限期可延至3個月。

上榜的15家準銀行，資本總額共計1605億元，已收資本額560億元，尚有724億元的發起人股款待繳，以及321億元的公開募股，合計共1045億元的資金待吸收。

未來3個月之內(即今年9月底止)，央行票券到期釋出金額頗多，如果央行不刻意收縮市場資金採取緊縮操作的話，銀行界認為「準銀行家」們順利繳足股款倒不是問題。

據統計，今年7月份無任何票券到期，資金相當乾旱；8月間則有950億元的央行定存單到期，資金水位可望升高；9月初到27日止，已有1220億元的國庫券、央行定存單到期釋出，資金更為充沛，8、9兩個月合計有超過2千億元的資金釋出，注入銀行體系中，數字遠比新銀行待收款高出甚多，在正常情況下，資金供給面不是問題。

銀行資金調度員認為，8、9兩個月間，中央銀行的態度才是左右新銀行能否順利籌款的關鍵；如果央行屆時不採行沖銷措施，發行票券收縮資金的話，準銀行家們想要籌款並不難，然而如果中央銀行依舊堅持維持緊俏局勢，把釋出資金又鎖回央行保險庫的話，在銀行資金體系不寬裕狀況下，籌足股款可能會發生問題，「準銀行家們」若只好從股市抽出更多資金來繳款的話，將對股市更為不利。

【1991-06-27 聯合晚報】

1991-05-01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總統令公布廢止

1991年5月1日，總統令公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年12月31日，擔任43年的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的第一屆委員（不包括增額委員）全體退職，「萬年國會」結束。

宣告中華民國終結戰時體制。

終止動員勘亂

1990-03-16 野百合學運

四大訴求：

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會議

政經改革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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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所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

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間於臺灣所發生的一系列學生運動。

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