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是第一位公開承認，東方人也能優於西方人的西方學者。他前年出版的著作「日本第一」，不但震驚美國，而且轟動全世界。
我國行政院長孫運璿，就曾指示行政院購買「日本第一」分送政府各級主管，希望他們參考研究，看看日本到底有什麼長處。
今年五十一歲的傅高義，在一九五八年獲得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後，就開始持續不斷地研究日本，此後二十年內他幾乎每年都去日本，深入民間，過典型的日本式生活，以加深對日本的了解。傅高義最近來華訪問時，曾以流利的中國話公開發表演講及答覆問題，他卻表示對自己的中文很不滿意。
譬如天下雜誌的文章他大半都能看得懂，但他卻抱怨自己「看得太慢。」 除了對日本的興趣外，這位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名教授，最近開始研究中、韓、香港、新加坡四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在接受「天下」的獨家訪問時，他進一步分析了日本成為經濟強國的原因，提出了對台灣某些現象的批評，並懇切的勸告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要多研究日本，尤其應該有計畫、有系統的學習日本人向外吸收新知的方法。
日本憑什麼第一？
問：請問日本到底憑什麼從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破敗狀況，發展成為今天的強國？
答：日本在一九二○跟三○年代，就建立了良好的工業基礎，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其他遭受戰爭破壞的國家，要是能有跟日本一樣的人民和技術，也照樣能很快的發展起來。
另外還有一點，是我在「日本第一」這本書中沒有提到過的。那就是，當年特殊的國際情勢，對日本也有很大幫助。在韓戰期間，美國需要日本生產機器零件，來補充他們在韓國戰場上的軍備。如此一來，就間接幫助了日本，讓她的機械工業有機會重新站立起來。
此外很重要的是，日本是個很有組織的國家。他們全國上下都先有一個共同目標，由民間廠商和政府一起合作，達成目標。
日本政府並不像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老愛掌握所有控制的權力。他們提供資金或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條件，像低利貸款、研究發展基金等，來鼓勵日本商人發展經濟。
日本國內的大廠商也很技巧地激勵員工好好做事。
最後還要強調的，是日本人曾為了向世界各地搜尋新知，下了一番努力。日本早在一八七二年，就派出了許多人到外國去，選擇最適當的地方學習新觀念。從那以後，他們就在世界上，佈下了情報網，專門吸收對自己有益的知識。這種做法，對他們今天新技術的取得、貨品的行銷、研究發展，以及工程方面的知識都有非常大的幫助；也讓他們有能力和別的國家競爭。
問：日本人有共同的目標，這個所謂「共同目標」，到底是指什麼呢？
答：日本人的目標，在經濟方面，就是要發展出強大的經濟力量，尋求比較富裕的生活。像日本人直到最近幾年來，總算把生活水準提高到跟西方先進國家差不多的境界。
日本工廠像戰場
問：在我們國內，曾經有一位工業領袖形容說，他參觀日本人的工廠時有些吃驚，覺得那裡簡直像是戰場，每一個工人都很辛勤地工作，好像戰士一樣。也有些教授曾提及隱伏的日本軍國主義，這兩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有關連？你對日本工廠像戰場的這種評論有什麼看法？
答：日本人一般來講，確實是工作辛勤。不過，我對他們的印象是，在那種沒有機器的普通辦公室裡，日本人都表現得輕鬆愉快，氣氛很融洽，沒有緊張的現象。倒是裝配廠裡的工作情形可能不太一樣。不過世界各地的裝配廠，工人的工作都為了要和機器配合，因此，不得不加快步調。日本人工作勤快的程度比別的地方工人高，這倒是對的。
日本的軍國主義可能稍微有一點影響。這要回溯到日本早年的德川幕府時代，當時的武士階級都很有地位也效忠國家。
日本的武士與中國的軍人不同。在中國，有人說，「好男不當兵」；在日本，對軍人有完全不一樣的傳統觀念，有一陣子，他們的人民當中，最優秀的精英分子才走上當兵的路。
這種看法沿傳到近代，仍然影響到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年間，有許多日本工人換上軍服當兵去了。而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不少日本軍人就回到各大公司去服務。
在以男性為主的日本大公司裡，相當多領導分子都具有當過軍官的背景。像伊藤忠商社的負責人Sejima就曾經當過滿洲的參謀長。他手下的高級幹部，也有不少人就是當年跟隨他在滿洲軍隊的部下。
日本研究發展優點多
問：請問「研究與發展」在日本發展成工業先進國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答：日本人一直到一九七○年代以前，還沒有任何具體的「研究發展」策略。對日本人而言，要做研究發展，科技水準必須先提高，而且所付的代價很昂貴。到國外的大學裡去學習，以及購買外國的專利權是比較便宜的辦法。
他們也利用技術交換的方式，買進外國的機器設備，再仔細研究推敲，模仿做出差不多的東西。然後，他們再進一步改進這種設備，使得使用起來更簡單、更方便。這是一種很好的策略，要省錢的多，因為正像一般人說的，你不必重頭做起，要重新去發明輪子。這是日本在一九七○年以前所採取的做法。
一九七○年之後，情況有了變化。原因是，有一部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警覺到他們過去賣給日本人的科技太過便宜，讓日本人從中得利之後，又回頭來侵佔到他們自己的市場；另外，有些出售科技的國家也有提高價格，或要求繼續付權利金的趨勢，使日本人無法再買到便宜的科技。
除此之外，在以往日本與美國的科技水準懸殊大，相差有五年到十年的距離時，美國人樂意賣技術給日本。但是，現在日本逼近美國，美國人就不再隨隨便便出售技術給日本了。
這些因素加起來的結果，使日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研究發展能力。在一九七○年後，他們就極力朝這個方向努力。去年，日本花在研究發展的費用，佔國民總生產毛額的二•一％，而一九七○年時，這個數字是一％。你們報上最近引用的數字已過時了。
日本人在研究發展方面有許多優點。首先，他們致力研究發展的，幾乎清一色是民間作的，也就是多半投在商業產品的研究發展上；其次，日本人研究的重點仍然與以工商有關的研究為主，而不是在基本科技；第三點要提的，是日本人的研究，多為新的，現代化的工廠而做，偏重於新的行業。最後一點是，日本人的研究發展並不花費到軍事方面。
日本人花在研究發展上的錢很多，增長速度也十分快。而且日本也有很大的做基礎研究的潛力，只要需要，就能很快動員起來。
利用危機心理
問：讓我們再談一下「共同目標」。每一個國家事實上全國上下都一致希望國家強大，這種說法正確嗎？
答：當然啦！
問：那麼，請問日本人為什麼與別國的不同？他們怎麼會有那樣特別，那樣強烈，一致希望國家強盛的共同目標呢？
答：這個跟明治維新有關。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政府曾經下了一番努力，做好宣導工作，來增強民眾的這種看法。當時的日本政府，也建立了一套良好的全國教育系統，來加強灌輸一般民眾的這種心理。
在一九三○年代，日本政府又利用另一種說法，來增加民眾的愛國心。他們告訴日本人民說：「我們如果不好好做，那就要陷入極度的危機之中。」日本當政者常提醒人民，他們國內沒有足夠的基本原料，也無法生產足夠的農產品，讓日本人有一種身在危急狀態的感覺。
由於日本民眾教育水準高，再加上當政者善於利用上面所說的這種先天環境不良等因素，來激勵民眾建立共同意識，使日本人認為，他們生存在緊急危難下，要是不知道團結合作，達成共同目標，就要糟糕了。
而日本的報紙上，也常出現報導，提醒日本人有關基本原料進口被斷絕的可能，要日本人注意這種危險。
問：也就是說，日本傳播媒介也扮演了教育民眾的角色？
答：嗯，那是一種教育。那是一套利用現實環境發展出來的方式，利用這些確實存在的危機來說服民眾相信這些事實。由於日本民眾教育水準整齊，也使他們容易接受這種觀念。
問：臺灣的環境在某些方面跟日本很相似。
答：對，我早就這樣說過了。
臺灣該打成棒了
問：你在這一次及上次的訪問中，都曾跟我國的許多主管及領導人士談話。你覺得，和你交談的這些人，他們最感關切的問題有那些？
答：他們關心的事，大致上和日本差不多。像基本原料得依賴進口，石油價格的上漲，以及科技的向前發展等。
對中華民國來講，發展科技要冒很大的風險。這個可跟做運動鞋不同。發展科技要投入大量資本，但成功與否，卻很難估計。因此，有些人擔心，臺灣的科技發展是不是能成功？能不能追上其他國家的水準？
此外，勞工也是一大問題。跟我交談的人曾表示，他們關心，這裡的工人願不願意勤奮工作，能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一起合作增加生產力，以便跟韓國、日本的工人互相競爭。
問：你可有任何建議，幫助紓解這些憂慮？
答：當然這些問題都確實存在，臺灣應加緊迎頭趕上先進國家。
很幸運的，臺灣有一群傑出的財經科技領導人士，許多在大陸上最優秀的科技官員都到了此地，而臺灣又有一群活力充沛的企業家，拼命的努力工作。問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進步，他們能否繼續不斷的調整適應？臺灣現在要從打少棒進入打成棒了，不再只是做紡織或鞋子，對手不一樣，要求也不同了，要有更好的技術，更快的生產和更多的投資。已經發展到如此了，能否再更進一步？
但我對臺灣的未來，保持「審慎樂觀」的看法。這裡的教育水準不錯，人民也有意願要不斷改進，某些生產技術也很好，尤其在塑膠、紡織品或中、低級電子產品方面。但往後，除了高級的技術外，臺灣也需要增進資詢商情的收集，也許最方便的方式是與日本大公司合作來吸收，但同時也應很小心的防止被少數日本公司獨佔控制市場，也要與歐美公司打交道來維持平衡，總之很需要一套經過詳細思考的國家策略。
臺灣有問題，但樂觀
問：你用到「審慎樂觀」的字眼，你是不是認為臺灣受到天然環境或其他因素的影響？
答：是的。政治上就面臨中共的問題。中共在未來十年內很脆弱，無法對臺灣產生威脅，但十年或十五年之後也許比較麻煩。等到中共能有些發展，就很可能向一些外國大公司施加壓力，設法阻止他們在臺灣投資，這樣將會為中華民國帶來困擾。
另外一個問題是石油。臺灣依賴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產油國的石油，才能繼續發展。因此，臺灣是否能長久不斷地獲得石油，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當然，學者一般的看法都比較小心，顧慮很多的。
問：近來曾經有人提到過–日本人能，中國人為什麼不能？但是，也有些人缺乏信心，他們認為，民族性和文化背景不同，將使臺灣無法做得像日本那樣好。有人批評，一個中國人比一個日本人強，而十個中國人，就敵不過十個日本人了。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太濃厚，不能像日本那樣團結，你的看法如何！
答：根據我初步的印象，目前臺灣有一些大公司，正面臨轉型的困難。在這些大公司裡，高層管理人員，多半要憑私人關係，是朋友、親戚才能獲得高位，憑才幹而選用人才的管理制度，還沒有成立。
日本就不一樣，他們大公司的接班問題，早在一九○○年代初期就解決了。像當時很大的三井煤礦就利用大學院校裡的管理人才，來經營他們公司，培養了一群具有能力的管理專才，但不一定與主持人有任何私人關係，公司與家族是兩回事。
二次大戰後，有些新公司成立，像本田、新力、松下等，他們雖然新，但很快就接受了日本既有的管理制度，以能力來決定管理人才的職位。
但這種制度對臺灣而言還很新，一般大公司還無法將最高的管理職位給最能幹的人。
家族企業也有淘汰制
問：天下雜誌第二期談到臺灣的企業家的第二代，許多企業家指任自己的兒女當接班人。日本情形如何？
答：這種情形在日本中型企業機構–從五百到一千員工的公司裡，也還普遍。但日本有一個傳統，在家族企業裡也有一套淘汰選擇制度，公司領導人由最能幹的兒子接任，如果老人不行的話，讓他去學醫，或其他專業，而不讓他接管公司。如果二兒子也不能幹，就選女婿來接任，而為女兒選擇女婿，是看他是否能幹為標準。如果自己的子女都不能幹，就去外面認領一個。選擇的過程很嚴。即使有些子女不錯，也得和其他的人競爭。
日本企業家訓練子女的方式多半如此–先由一流的日本大學畢業，然後去海外或美國唸商或管理，之後到歐美公司–和他們同行的公司裡去工作學習，回國時已近三十歲。先不給他高職位，通常先送到工廠裡從基層做起，然後在各個不同部門工作，等他到四十歲時，他對工廠的生產，公司的一切都很熟悉透徹了，然後他才擔任重要職位。據我了解，企業家的第二代在臺灣要升的快得多。當然，日本的方式是很有道理的。
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或福特的第一代領袖都很有寬宏的遠見，知道他們自己那樣做是為什麼。但第二代進入了一個已建立的公司，跟隨已經建立的一套作法行事，萬一外界有了變化，他們的應變能力往往成問題，他們的眼界也不如第一代廣闊。
臺灣需建立情報網
問：根據你的接觸範圍，你對臺灣年輕一代的領導能力有什麼看法？
答：我見過政府中一些四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多半受過美國的教育，都很精明能幹，了解國際事務，都辛勤工作，熱愛自己的國家，他們在處理國際關係事務上，表現得也很優秀。我不知道他們處理國內事務的情形怎樣，但是他們都是很能幹的。
在商業界方面，我發現許多本省籍優秀商人。他們過去生活在日本統治下，因此對日本比較熟悉，也常精心注意去學日本人的做法。這些人也都很有商業頭腦，像許多典型的創業者，很堅強，有自信，有魄力，富冒險精神。但他們面臨一個如何尋找優秀管理人才，建立良好管理制度的問題。唯有健全的管理系統，工作能力強的管理人員，才能具備處理日益複雜的各種問題的條件，也才能發揮團隊精神，一起共同合作。目前我擔心臺灣是否有足夠的這樣優秀的高階層管理專才。
問：除此之外，你認為目前在臺灣的中國人，最應該注意那些事情？
答：我說過，中華民國的領導階層都很優秀，他們已經注意到能源、市場推廣、配額及國際政治經濟變化等問題。向國外尋找足夠的資源，繼續擴張市場，科技新知的取得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認為對臺灣來說，當前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情報網，來搜集新知。另外，成立科技研究機構也很必要。尤其應該密切注意世界最新科技發展，去獲取國外的科技知識，購買專利權等，都是該努力去做的。
在臺灣，出國留學的人，多半是年輕的學生。在日本，到國外學習的，很多是已經在公司裡做事的人。這些人出外留學，比較能有重心，懂得學習和自己工作相關的知識和技術，回國之後，再加以運用。在這方面，臺灣可以再做一些努力，多讓一些正在公司中服務，佔有重要職位的人到外國唸書，去學習最迫切、最重要的東西，這樣做會有很大的幫助。
民眾應增強了解
問：再談一談臺灣的年輕領導階層，你認為他們的觀念夠寬廣嗎？他們的眼光是否長遠？
答：這很難講。大體說來，他們的看法都很長遠，他們對美國和日本的了解也充分。但這種認識似乎並沒有滲入一般人民當中，以人口比例來說，這裡的一般民眾對外在世界了解的情形，比日本要少得多。當國家發展進入更高層次的時候，老百姓對一般事務的了解也需要提高才行。
問：你的書裡提到許多日本一流人才都集中在政府部門。在臺灣許多公務人員，因為民間企業待遇高，常會跳到民間機構去，日本會不會產生這種情形？
答：在日本很少從政府中途跳到私人企業。第一是他們五十歲左右退休，退休後可到企業工作，企業需要他們，會給他們很高報酬。在政府工作時，政府給他房子住及很高的待遇，照顧得很好。第二，在日本社會裡，政府一般人的太太都是出自有錢的家庭。因很多企業家希望和政府有關係，自己女兒能和政府能幹的人結婚那是最好的，他可以由自己女兒得到許多政府的消息，這種情況倒不少。
問：日本工會、企業界和政府國家利益衝突時是如何解決的？
答：日本主要的工會是企業工會，而非產業工會。關於工資方面，一般來說，日本的工會和企業有相同的利益，因他們有終身僱用制度，工人想留在公司工作。例如三十五歲的工會工人，自己前途是完全和企業前途一致的，他不喜歡破壞自己的公司，希望二十年後，他的公司做得非常好，所以他們不喜歡罷工。政府裡、教員、地方政府、鐵路都有工會，有時也有罷工。但罷工沒關係，國家會給他們錢補貼一下。若是在私人企業方面，工會罷工，則不行。一般來說，日本公司對工人很好，福利設備是很不錯的，結果勞、資方面很和諧。
美國有心學日本
舉個例子，這個例子是由美國工會領導人說的。日本三洋公司買美國一個電視機廠，把以前所有的工人都留住，裡面也有工會，新的日本廠長來了，在與工會第一次談話的時候，他提到二點–一是問工會代表，如何改進廠裡工作，代表說美國工會領導者以前沒有問過這個問題，所以不知如何回答。第二，新的日本廠長說，過去產品好不好無所謂，但是以後要是產品不完美，要是有小缺點，這些產品不可出廠。品管一定要做好。
兩個月以後，他再問工會代表對廠裡工作有何意見，那時代表才開始有意見。本來，在美國公司的工會只講爭取利益的問題，而不講工作怎樣安排。由此可知，日本工會不只是管工資、工人利益問題，對工作結構也有相當的作用。美國工會和日本工會有很大的不同。
問：你寫「日本第一」，是希望給美國一個教訓，喚醒美國人學日本，你是否有一套辦法教美國人要如何學日本呢？
答：美國大學有許多有關日本的課，但主要是語言、文學、藝術、美術。但是日本經濟、商業都沒有人學，其實有關這方面應該多學習。學習應該有目的，不只為興趣，應該要為自己國家學最有用的東西。最重要的學法有二：第一是經過新聞記者，雖然他們不懂日文、日語，但是現在Fortune, Business Week，都經常詳細報導日本，這很重要。第二，很多企業組成小組研究學習日本，另外也有公司派很多代表團去看日本企業。最重要的研究題目有三個，怎麼樣提高生產、怎麼提高品質、怎樣計畫做長期投資。這些是美國企業學習的重點，二年前我寫書的時候沒想到美國會學得這麼快。
中共本位主義重
問：中共是否也在向日本學習？
答：中共學者曾問我應該向日本學什麼？我告訴他們，你們先派一個代表團來美國，但是回到大陸以後，又派第二個代表團來，而第二個代表團所問的問題和第一個代表團完全一樣，沒有什麼進步，好像大陸上本位主義問題太重，第一個和第二個代表團沒有什麼聯絡。我告訴他們這就應該向日本學習。日本派一個代表團出來後做很多分析，寫很多報告，給很多日本人看；所以第二、第三個代表團可以學得好。
日本的組織力很強，能想出很有系統的辦法去學習。
問：聽說你在哈佛開課–教亞洲的工業國。能否請你比較一下亞洲目前工業較進步的中華民國、韓國、新加坡和香港？
答：這四個地方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學習的精神與接受教育的識意都很好，每一個政府，都有很優異的工作人員。他們都以經濟發展為第一優先；都跟美國、日本保持良好的接觸；都以消費產品打入世界市場；都有良好的傳統。
拿這四個地方跟美國來比的話，人民都比較被動，影響政府政策的壓力集團也不大，因此，可以讓政府官員放手去做一些想做的事。
新加坡仍然深受英國影響，他們的政府中有不少人才，輪替交換擔任重要職務。由於地方太小了，新加坡的商業界，並沒有太多的傑出大企業家，一般人多半在跨國公司做事。
香港是特殊的殖民地。有人認為在香港，傅利曼所喜歡的自由經濟已完全實施，我看並非全如此，香港政府扮演了重要領導角色，也在工業政策方面，採取主動，來促進經濟發展。根據最近的一個重要研究報告，過去完全依賴紡織業的香港，在面臨各國配額限制的威脅下，要由政府來領導，努力發展其他工業。這對香港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學日本要有方法
至於中華民國和韓國之間，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這兩個地方，過去都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兩國民眾中有許多人對日本相當了解；兩國都有大的企業集團，有精英領導階層，鄉村人口眾多，都市膨脹迅速，工業化速度快，軍方的力量也很大。
不過，韓國不同的地方，是她與北韓只隔了條三十八度線，北漢大軍就在漢城北面三十哩外，來自北韓共黨的威脅，遠比中華民國所面臨的中共威脅來得嚴重。
在過去，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比韓國要謹慎小心一些。基本上來講，這兩國的經濟基礎是相同的。
問：你覺得還有什麼事臺灣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答：我說了很多有關中華民國該向日本學，該多研究日本的話。我知道，這裡有許多人發現，跟日本人來往非常困難，像日本人很自私，只求自己的利益，以及過去的歷史等，都使這裡的中國人難以跟日本人一起做事。我能了解這些顧慮，但這並不應阻止臺灣向日本學習。
臺灣可以有計畫地送一些人到日本的學校和技術學院去學習，或到日本的商業機構和大商社去觀摩都是可行的辦法。這樣做，可能有點低姿勢，要向人低頭，但是，當時日本人向美國學，就是這樣做的。不少來自重要或有錢家庭的日本年輕人，也從美國公司卑小的學徒位置做起，都樂意謙虛的學習，因為他們知道長期而言對他們自己有利。
臺灣正遭受勞工工資上漲的困擾，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加強組織管理。如果臺灣和日本建立合作關係，派遣一些人到日本的大公司去學習，相信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對中華民國會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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