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75減租 1953年耕者有其田

天豪公開課：國民黨在台灣的最大貢獻：土地改革

1949/01/05 陳誠任台灣省主席
1949/12/07 蔣介石將中華民國遷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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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02月27日 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 228事件

1947年03月20日 訓令規定：佃農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1000分之375計算，是為「三七五減租」。「三七五減租」受益農戶佔整體農戶44.5%
農作物產出37.5%佃農租金 
農作物產出62.5%佃農收入

但當時各級政府推行不力。

1. 1949年04月14日 公布實施「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
2. 1951年06月07日 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375減租前的農田價格：農地年產值的四倍

1951年至1976年間分九期實施先辦理公地放領(佔全台可耕地21%)。放領農地14萬頃，受領佃農28.6萬戶。
公地放領地價：農地年產出250%(2年半時間可以買農田) 可10年分期付款。


1952年10月 行政院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

1952年10月04日 星期三 審查耕者有其田條例 政院舉行會議
1952年12月03日 星期日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
1953年01月20日 星期六 耕者有其田案 今將完成三讀 
1954年四大公司股票公開上市交易，兩個月後股價跌至票面價格30%。(票面10元跌價變成3元)

地主保留水田3甲旱田6甲 超過土地政府強制徵收 徵收農地價格 同公地放領 

政府強制徵收價格是農地年產出250% 分10年分期付款
30%土地債券70%四大公司股票 

1953年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

產業升級：
佃農➔ 地主 
地主➔ 資本家   

375減租之後農地價格 下跌 :
水田地價約為年產量4倍  375減租(1951)之後 水田地價約為年產量2.5倍
1953年台灣 銀行定存一年利率16%

放領的地價，以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攤還）。
徵收方面，補償地主70%為政府發行的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均等償付，並加給年息4%），30%為公營事業股票（一次給付臺灣水泥、臺灣紙業、臺灣工礦、臺灣農林公司的股票）。

四大公司在當時是壟斷行業

土地改革造成台灣佃農的收入提高。從1949年到1960年，台灣每畝稻田的產量提高了約50%，農民的淨利提高三倍。土地改革使台灣80%以上的農民成為自耕農。

由於耕者有其田所釋放出來的四大公司股票，因中小地主經濟狀況不佳，又普遍不信任與接受股票與債權之價值、對國營企業也沒有信心，紛紛出售政府給予補償之國營企業股票，台灣五大家族則趁機以低價購入晉身為工業資本家，由於此土地改革使台灣許多地主喪失依附於土地之政經權力，此一資本集中現象對工業化產生一定的助力。

部分地主則是把所獲得的政府補償投資於工業生產，成為台灣日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原來的大地主也搖身一變為財團，例如鹿港辜家掌有台泥，後發展成和信、中信兩大集團，便是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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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辜家為臺灣三大地主家族之一，原擁有水田、旱田3,700甲，土地改革之後，只能保留3甲，即是千分之一還不到，對辜家來說，這該是多大的損失。鹿港辜家是經商成功，累積大筆財富之後投資土地。當時四大公司在台灣是壟斷，政府用四大公司股票交易農地，有經商能力地主該是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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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政策中所明定：「佃農以10年分期付款方式繳付本息」、「佃農每年只要把

收成的四分之一繳納政府而自己留下四分之三，10年之後農地便歸佃農所有」，此一政策令多數地主有「佃農以我給予的財產又來購買我的土地」之感。林獻堂(霧峰林家)也曾於訪問中提到：「扶植佃農成為自耕農，原則上我是贊成的，但如讓佃農分期付款，地主太吃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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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生前曾對訪問他的新聞記者提及土地改革對地主的影響，追述當年地主在土改前與土改後的心理反應，以及地主們如何調適自己以因應土改後的新社會環境及遭遇時，曾說：「當年地主們知道土改已是勢在必行，既為時代潮流之所趨，又為現實環境所逼促〔糧食不足，亟需增產〕，地主們心理上很快就接受了。惟因土改政策對每位地主都有切身關係，所以，極度關心是必然的。至於如何調適自己以因應土改後的新社會環境，這對地主們倒是一個頗感困擾的問題。」辜振甫這番談話，其所描述土地改革所帶動，不只是簡單的財產「失去」、「全有或全無」，而實包括各層面更為細微複雜的計算。諸如依法地主可以保留耕地3甲，則此3甲地應保留於何處？應如何處置？是雇人耕墾？或乾脆轉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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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紀實》有紀載一請願案，乃地主提出自身水田旱田產質與產量失衡，請求政府從新認定：「如保留旱田6甲餘，其收入不敷納稅繳款之用，故請將6甲餘旱田徵收，另與保留水田8分餘」，亦即此一田地實際產量與面積之間如何求得一公平之比？再者，另一煩擾的問題則是，對政府補償的土地債券及股票將如何運用等等，地主們多沒有經營事業的經驗，轉業或創業也不知如何著手，「記者從未聽到一個地主是對公營事業感覺興趣的。他們懷疑出售公營事業估價過高，絕大多數人只能持有少量股票，缺乏控制公司業務的能力」、「一位擁有80甲地的地主率直指責工礦公司，他說那是一個最不受人歡迎的公營事業。」則觀此種種，不只時代正走在一命運的交叉口，地主階級亦正置身命運的轉捩點上，大地主可能較看不出影響，但之於中小地主，田產已失，生活猶待調整，而未來生計的寄托則由「看得見的農地」變而為「看不見實質收益的股票證券」，地主如何自處？ 且政府支付地主的價款超過新臺幣20億元，這是當年新臺幣總發行量的數額，若以現金支付，大量通貨泛濫市場，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全民經濟亦將受損。此一由土地解凍的資金又該如何引導運用？則土地改革明是重寫了地主階級的未來命運，何嘗不是重新翻整臺灣整塊土地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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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與中央政府來臺初期，辜家於臺灣五大家族排行第三，僅次於第一位的板橋林家及排行第二位的霧峰林家。辜振甫曾言：「製糖，製鹽，開墾，可以說是辜家致富的三大因素。」1而辜家糖業與鹽業在戰爭後期，被日本人以「配合戰事需要」等理由徵收後，其後分產，辜振甫所得，多為農地，則當政府頒布土地改革命令，辜振甫所受影響自然非常大。據辜振甫自述，土地改革以前，辜家的土地水田、旱田（包括待墾部分）、山林以及鹽田合計約有3,700甲；除為製糖、製茶、製鹽所需之旱田外，大部分水田來自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以「自食其力方式」，招募傭工，墾闢荒地、開拓而成。辜顯榮生前未在都市經營房地產，他認為都市地價、房價的上揚，不是來自自己的努力，他寧可自己開發耕地或鹽田為樂。辜家的田地，都分區派有專人管理，再放租給佃農。辜家佃戶將近1,000名，都訂有租約。據辜振甫回憶，辜家與佃農的關係一向良好，溝通順暢，少有紛爭發生「記憶中，從沒有為佃農的事頭痛過。」而究其收益，辜家每年可從這片耕地收到作物7萬擔（每擔100台斤）。如此大量的收成，辜家自用有餘，就賣給經紀人，或在市場轉售，或銷往日本。若按照「耕者有其田實施辦法」計算，按辜振甫原有水田旱田3,700甲，保留3甲，即是千分之一還不到。對辜振甫來說，這該是多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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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極力否認當年推行土改有藉公權力「強制」執行的情事。他對來訪的國際人士指出：「當時，政府刻意以緩和漸進方式分階段進行，就是為了避免採取強硬手段，相較於中共以清算鬥爭殘暴手段對待地主進行土地改革，形成強烈對比，這也是當時臺灣地主對政府土改政策傾向支持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每一階段工作開始之前，都先公布辦法，得到全民的認知與共識，然後依法行事。」

辜振甫於1994年11月11日發表了三篇〈臺灣水泥公司移轉民營40周年感言〉，此文可堪作為他對土地改革的總結報告。他自稱這是「一個舊地主所作的歷史見證報告」，其中確有許多見聞、感想及深入的評析，必須是身歷其境而且參與其事者才能體會。

一、巨額土地資金釋出，流向工業發展。

政府向地主徵購土地所給付的7成價款是以實物債券發給，而由於實物債券到期兌付所產生的巨額資金，大部分亦將脫離農村而為工業生產所吸收7成徵收土地 1963年 到期、巨額土地資金釋出，流向工商業發展。四大公營事業的股票的票面價6億6,000萬元。

土地改革使農民的收入大增，據調查，1955年至1966年的10年當中，全體農民的儲蓄增加了7倍之多。

二、土改為工業生產提供了適宜的國內消費市場

土改後，受惠農民收入增加，農民有了購買力。據農復會的調查統計，全省受惠農家有16萬7,595戶；每戶每年增加新臺幣2,176元，故而農村購買力總額，每年平均增加5億8,100萬元。農民購買力增加與消費內容的變化，為工業生產提供了持續發展的條件，也就是提供了適宜的國內消費市場。

臺灣絕大多數佃農都成為自耕農之後，也使臺灣7萬5,000位地主大多轉型成為輕工業的東家。輕工業在當時得以蓬勃發展，主要是靠自耕農購買力增加的支持，而輕工業在充分發達之後，回過頭來幫助農民改良耕作的方式與技術，辜振甫指出，這就是他所說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經濟性的意義。這種良性循環，為臺灣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臺灣的中小企業具有強大的適應能力，不管國際經濟如何起伏波動，都能隨時適應，度過難關，這種韌性和活力，都是從當時的大環境中培養出來的。此亦可見於美國學者A. H.Amsden的觀察：「就這樣，幾乎在一夜之間，臺灣鄉下不再受一小撮大地主壓迫，而形成一大群小規模自耕農當家，到1973年，80%的農民是自耕農，另外10%是半耕農⋯⋯這使得臺灣的所得分配遠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要平均，而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類似。」

土改前自耕農佔總農戶：26.3%，土改後1954自耕農佔總農戶 51.8%。
１９５２年 26.3%

１９５４年 51.8%
１９６３年 65.7% 

台灣地區農地改革，自民國 38 年推行耕地三七五減租以迄 42年實施耕者有其田，獲得自耕地之農民計 38 萬 3 千戶

三、土改完成，促使物價及工資的穩定。

當所有的農民都由佃農成為自耕農，他們以高昂的工作情緒從事農

耕技術的改良，因而糧食產量大增，糧食價格得以長期穩定，亦替工業

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工資條件。

：「1961年至1972年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工業成長率高於農業成長率，工業年成長率達16.7%。」23另一方面，農業投資在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工業投資則與年俱增。這些都顯示臺灣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基本上的質變。

陸、辜振甫參與協助四大公營公司移轉民營，土改政策得以畢竟全功

土地改革最後階段的耕地徵收及轉放給佃農的工作，於1953年12月按計畫進度辦理完成。土地改革本體部分算是大功告成了。只是，因土改而須移轉民營的水泥、農林(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工礦、紙業等四大公營公司的移轉工作，卻遲遲未見開始。依原定計畫，移轉工作也應該在1953年底完成，但直到1954年初春，卻絲亳未見動靜。四大公司移轉民營，原是土改政策的配套措施，政府有鑒於地主耕地被徵收之後，長年凍結在土地上的大量資金釋放了出來，為防止土地資金亂竄，引起通貨膨脹或其他弊害，遂決定以土地債券及公營公司股票來抵付耕地補償款，順勢將四大公營公司移轉民營。如此，土改後地主及土地資金的唯一去路，只有轉向工業發展，既有助於國家經濟的工業化，又可達到扶助地主安全轉業目的。因此，四公司移轉民營未能辦妥，就不能算是土改政策已竟全功，政府要以土改促使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最終目標也尚未達成。

此外，若參照其時時空背景，甫脫手農地，手持四大公司股票的絕大多數地主，缺乏現代企業經營理念或經驗，其內心也惶急不安，不知道手上的股票究竟有多少價值，或該如何運用。因此，都在焦灼企盼有人出來承接或示範公營公司移轉民營的工作。但公營公司移轉民營古今

中外迄無前例可援，而四公司股票分散在7萬5,000多位地主手中，四公司的資產及股票的評估價值不同，地主獲配股票數額互異，如何將公司的股票以公平方式搭配予各地主，的確煞費周章，而股票的移轉手續既繁瑣又複雜，非專業人員不知如何著手；而且，如此大型公司，移轉民營後，堪當重任的經營團隊將如何籌組，也是問題。種種工作，大小事務，千頭萬緒，錯綜複雜，在政府高層與全省地主的殷殷企盼中，這項艱鉅重任，因緣際會的落在40歲不到的辜振甫肩頭。辜振甫選定以臺泥公司作為示範。辜振甫知道要消除一般地主們心中的疑慮，必須先向在地方上負重望的大地主們進行遊說，只要得到大地主們的響應支持，其他中小地主都會相隨而至。辜振甫自己是大地主，和其他大地主多為相識，比較容易溝通，他們既已接受了土改，對改組公營公司民營化應該也會支持。辜振甫選定爭取的第一目標，是最大地主戶板橋林家(富商)掌門人林柏壽。幸得林伯壽應允後，辜振甫親自洽商，或透過適當管道，連絡全臺各地之大地主，如臺中霧峰林家(富農)的林猶龍、張煥珪，高雄陳家(海運)的陳啟清，基隆顏家(煤礦)的顏欽賢，工商界巨子如國產實業的林燈，臺灣玻璃的林玉嘉等，都同意以股東代表身分出席，並參與公司的經營團隊效力。消息傳出，各地許多地主都跟著辦了登記。

各項準備工作，以超進度的腳步順利進行，辜振甫經審慎查核各項工作進展，確定各地股東登記已大致就緒，各類有關規章文書文件亦已大體準備妥善，其第二步，便是舉行股東大會。臺灣水泥公司民營股東大會遂於民國43年11月11日上午11時舉行。彼時因苦無大型集會場地，甚至借用三軍球場作為舉行場所。大會中，組成了公司經營團隊正式接掌公司經營業務。從一簡陋篷架之下，臺灣經濟的工業化發展踏出第一步。

臺泥改組成功，對其他三家公營公司包括紙業、工礦、農林等移轉民營，作了良好示範及帶頭作用；四家大型民營企業相繼問世，私人企業比重大增，是臺灣企業結構上一次大轉型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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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林，前身為「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是百年老字號的製茶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