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我們正面臨著近40年來極深刻的挑戰

吳曉波• 2018-08-07 11:11:53 　

口述：吳曉波 編輯：夏昆

8月4日，在上海舉辦的企投會《2018下半程：風往哪裡吹》論壇中， 企投會理事長、財經作家吳曉波發表了主題演講。吳曉波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著一些經濟問題，同時2018年也將是中國經濟倒逼式改革的重要時刻。

吳老師為什麼要說2018年是中國經濟進行倒逼式改革的重要時刻?面對風雲未定的下半年，我們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規避風險，掌握投資方向?

以下為演講內容：

歡迎大家參加企投會年中論壇，2018下半程：風往哪兒吹，謝謝大家!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職業很奇怪，越是兵荒馬亂他越值錢，比如說軍事家，天下大亂的時候，別人都名不聊生，天下大亂的時候大家都要請他。

還有一個是小說家、詩人，他在一個太平盛世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是天下不幸詩家幸，越是兵荒馬亂的時候，偉大的文學作品誕生了。

還有就是經濟學家，凱恩斯說，經濟學家他們是什麼人呢?他們是我們村口的貓頭鷹，我們每天都在自己的村里忙忙碌碌從事自己的生活，村口樹上有一隻貓頭鷹，他天天替我們看日昇月落，如果這個村子很太平的時候，我們不會看貓頭鷹，因為跟我們生活工作沒有關係。

只有天變的時候，或者遠處有一個風暴來的時候，有路人來的時候，我們就要問貓頭鷹，到底太陽有沒有升起，月亮有沒有下去，遠方的道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到了貓頭鷹。

一、1978：被逼出來的改革

經濟分三類，一類是微觀經濟，是搞管理研究的，叫管理學家;第二個是中觀經濟，就是搞企業研究、搞戰略研究的;還有一類是宏觀經濟，是講國家宏觀政策、世界貿易、世界貨幣怎麼樣。

如果從企業視角來研究的話，我最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特點，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的改革，從1978年到今年，一直被一個叫做“逢8魔咒”的名詞伴隨著，就是說每到8那一年的日子就不好過，雖然我們買什麼都喜歡8，卻忘了中國有一個詞叫七上八下。

但往往是不好的年份反而會推動這個國家的政策改革和製度變革，中國改革40年，一言以蔽之，就5個字—— 倒逼式的改革。

沒有一場改革是在風和日麗的時候進行的，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老百姓，說我們大家喝喝酒一起聊聊改革吧，是沒有過這種情況的，都是到很困難的時候，才搞改革。

1978年搞了改革，為什麼?1978年8月份的時候，當時鄧小平把主管中國經濟的副總理谷牧叫到辦公室，說從今以後不能再搞階級鬥爭了，民不聊生，壓力很大，再搞下去就爆炸了。

鄧小平說道“我們要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我們要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我年紀大了，不能跑得更遠，你替我一趟歐洲和美國，告訴他們中國要改革了，我年紀大了，就跑中國近一點的地方。”

所以1978年建國以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日，然後飛機直接飛到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新加坡，谷牧去了歐洲和美國。

大家記得十一屆三中全會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主戰場是農村，農村改革的主要辦法是聯產承包責任制，那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的哪個地方第一次出現呢?就是在安徽和四川，因為當時這兩個農業大省出現了50年來極為嚴重的旱災。

1978年以後，人民公社模式走到了盡頭，大家都還記得小崗村(安徽省)的故事，一天晚上，十幾個農民擠到一個破屋子裡按手印並商量好“明天我們把村里的田分了，這個分田是要殺頭的，如果誰腦袋掉了，我們其他的人要把他們家的孩子養起來。”

所以改革開放不是某些人坐在那兒想出來的，是走到了今天這一步，被逼出來的。中國的國運，如果有運氣的話，也正是從1978年開始的。

二、1988：物價闖關的失敗

到了1988年，中國已經改革開放10年了，那一年鄧小平接見了南斯拉夫代表團，小平對一些歐洲人說，中國改革開放10年，讓中央意外的就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鄉鎮企業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民營企業，

1988年中國產業經濟也出現了一件事情，那一年民營企業的用工人數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國有企業，所以那一年叫做半壁江山，鄧小平也很自豪。

但1988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物價暴漲的一年，那一年全國的物價水平漲了20%以上，全中國所有商場裡的商品全部被搶光。

比如說1988年，如果你想在上海買一隻當年稱得上是奢侈品的雙喜牌壓力鍋，你需要到街道裡開你的結婚證明，你拿了結婚證明，拿了結婚證才能到商場裡買壓力鍋，否則你不結婚幹嘛買壓力鍋，不是給國家添堵嘛。

那一年的經濟瘋長，我們的經濟學家們給中央提出了一個建議叫改革貨幣、放開物價。結果證明了貓頭鷹這次出的主意是一個餿主意，我們叫做物價闖關運動，結果闖關永久失敗。

1988年我們是在非常落寞的環境下度過的，直接導致了1989年的社會大動盪(天安門事件)。中國經濟崩潰論第一次提出來就是在1988年，就是由於那一次物價闖關的失敗，導致了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物價體制被徹底的瓦解掉了，所以進入90年代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討論過物價改革了。

然後是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提出了社會主義體制，所以說中國相當於有一個囊腫，我們給牠吃藥，但吃什麼都沒用，直到最後拿把刀把它捅破，膿流出來了也就好了。

2 三、1998：危機與轉機並存

1998年中國企業史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做產能過剩。要知道1978年中國還是短缺經濟、票據經濟的年代，我們花20年的時間，通過進口替代的方式，完成了中國輕工業，包括服裝行業、飲料行業、家電行業的全面國產化。

但是1998年中國經濟也面臨非常困難的情況，那就是東亞經濟危機的爆發。那一年也是中國民營企業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倒閉的一個時期，我寫一過本書叫《大敗局》，2000年出版的，其中寫到的10家企業有8家都是死在98年了。

也是那一年年初，朱鎔基正式當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提出要抬著棺材搞改革，他說即使前面是萬丈深淵，也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98年中國經濟是非常危險的一年，那一年又出現了中國經濟崩潰論。

也正是在這個非常危險的時候中國進行了非常重大的改革，第一件事是中央政府做的，朱鎔基政府提出來的。當時社會中存在這樣一個疑問，就是當我們的產業經濟，包括吃的、穿的、用的以及輕工業都完成了，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況後，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力在什麼地方?

朱鎔基總理提出來說，一個叫做消費、一個叫做出口、一個叫做投資。

1.消費，消費就是以老百姓的商品消費為主。

2.出口，出口就是我們要把國內過剩的產能經濟向全世界國際化，所以出現了中國製造。朱鎔基政府開放了中國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

3.投資，中央政府舉債6000億，在東南沿海修高速公路，從上海往北修，修到南京、青島、濟南、北京、瀋陽，往南修，杭州、寧波、廈門、廣州。

所以我們今天講三駕馬車，消費、出口、投資，是在1998年開始建立的，從那時起中國經濟開始告別了輕型化道路，走向了重工業化的道路。

第二件事情是1998年中國正式進入了互聯網商業時期，中國第一家門戶網站就是新浪。中國今天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公司是騰訊，是在1998年創辦的，上海也有兩家非常著名的互聯網公司，盛大和攜程，也是1998年創辦的。

可以說1998年成為了中國互聯網商業應用的元年，在過去20年裡面，中國產業經濟那些賺到錢的朋友們主要靠什麼賺錢?就是靠互聯網+三駕馬車，所以1998年開始我們面臨著重大的危機，同時也出現了重大的轉機。

四、2008：撲朔迷離的一年

到了2008年的時候我出版了一本書叫《激盪三十年》，因為08年要在我們國家舉辦奧運會，所以年初的時候大家都特別高興，結果一季度南方大雪災，二季度汶川地震，三季度份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四季度三聚氰氨。

2008年中國經濟也是非常撲朔迷離的一年，然後中央政府出了4萬億。到了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剛剛超過日本，201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是日本的三倍。

2008年中國在世界五百強的企業有33家，去年是115家。10年前，中國市值最高的三家企業都是中字頭的——中國移動、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石油。

10年前中國沒有微信，沒有智能手機，沒有滴滴打車，沒有今日頭條，沒有快手，沒有抖音，沒有共享單車。今天呢，這些都一一出現了。

所以這10年裡面，我們的國家和產業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但是，今年我們也面臨著特別大的困難。兩年前特朗普當總統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挺高興的，美國人是怎麼回事，竟然會選這樣一個人當美國總統，特別不靠譜的美國總統。

然而昨天就一個朋友跟我說，吳老師，有沒有可能未來特朗普會成為美國一個特別偉大的總統，僅次於林肯。

我想現在看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去年他在美國進行大規模的減稅，今年對中國發動了史上前所未見的中美貿易戰，對我們精準打擊，而且今年上半年是美國經濟40年來發展最好的時期，相對來說，我們中國經濟就面臨特別特別大的困難。

今天(8月4日)，蘋果的市值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金，而騰訊公司從今年3月份到今天，市值跌掉了1萬億港幣。美元兌人民幣6.84，英鎊是8.87，深滬兩市創業板創下了三年以來新低。

五、去槓桿與調結構不可能同時完成

我們有兩個詞，一個叫做調結構，一個叫做去槓桿。什麼叫調結構，就是中國企業發展到今天面臨著結構調整。

大家都是做企業的，如果我作為一個企業家，什麼時候調結構比較好呢?自然是我在經濟發展比較順利的時候，我處在一個成長期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哪怕內部進行組織結構調整，對外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都是我比較順利的時候。

如果我今年上半年營業額下降60%，你叫我調結構，我一調就要出問題。而且如果我要調結構的話，我還需要有一個比較寬鬆的產業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環境，這樣我才有能力來進行調結構。

再說說去槓桿，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61%到62%，但是人民幣發行總額卻是美元+歐元總和，中國亟需解決的泡沫之一就是人民幣，所以要去槓桿，中央政府的槓桿，國有企業的槓桿，銀行的槓桿，全部都要降下來。

但是去槓桿的時候，我又該怎麼進行調結構啊?所以各位要記住，去槓桿、調結構在我看來，是一個不可能同時完成的問題。

所以上半年進行大規模去槓桿的時候，我們這些正在調結構，正在轉型升級的企業家朋友們就特別的困難，道理很簡單，外貿不好，銀行不貸給我錢，內需萎縮，勞工成本在上漲，調整起來很困難。六、我們正面臨著近40年來極深刻的挑戰

“中國的改革到今天這樣的環境下，我認為又到了78、88、98、08年的時刻，我們今天聚在這裡的時候，中國經濟正面臨著近40年來極深刻的挑戰。”

同時，如果中國改革經驗還存在的話，那麼今天也可能是進行倒逼式改革一個重要的時刻。

那麼在這個週期中，中國經濟突然間發生崩潰性事件的可能性有嗎?我認為沒有。中國經濟有非常深的一個戰略中生代，我們在中國還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變化。

比如說在過去的幾年裡，中國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層，中國的創業者仍然非常的激進，中國今天每天有1萬家企業創業。當然，今天中國的80後、90後創業，他們沒有夢想再成為馬雲、馬化騰、劉強東這樣的人了，因為沒有機會了。

但他們有的機會是什麼?他們有機會認真的去做一塊巧克力，去做一塊火腿，去做一包茶葉，去做一件衣服，做一件中式的家居，這個有機會，因為永遠有人會買單。

這就是中國在今天面臨的情況，我們在宏觀經濟層面上面臨著前所未見的近40年來極深刻的挑戰，但中國的產業內生機制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新的匹配，需要看到一些新的政策性的變革，我們的稅收政策有沒有發生變革，我們貨幣政策的動向是什麼。

剛剛開完的政治局會議強調我們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怎麼積極呢?這些東西需要我們在接下來兩天時間裡聽我們的這些貓頭鷹朋友來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