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風暴，50年後將捲土重來？

五月風暴，50年後將捲土重來？19歲的潘鳴嘯在法國學運現場......
Web Only 文 吳凱琳 2018-04-19

潘鳴嘯是道地的法國人，卻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是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歷史見證者，也是中國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專家。現在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4月中他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以「法國：從5月風潮的『左』走向了哪裡？」為題，分享他親身參與1968年學運的經歷與反思。

半世紀前的1968年，是極度騷動不安的一年，造反之火在全球各地點燃，美國、德國、墨西哥、捷克、日本，都陷入風暴之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發生於法國的「五月風暴」。當時年僅19歲的潘鳴嘯（Michel Bonni），親身見證了這場改變法國歷史的學運風暴。這場運動就像是突如其來刮起的一陣狂風，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但來得快，去得也快。

五月風暴　法國版文化革命
1968年3月20日，一群反越戰學生佔領巴黎市區的美國捷運大樓，遭到警方逮捕，其中一名學生來自南特爾大學，引發同校學生不滿。

3月22日，就讀於法國西郊的南特爾大學（Université de Nanterre）哲學系的潘鳴嘯和當時的女朋友在校園內聽音樂會，一位紅髮的學生突然跳上舞台，大聲宣布學生成功佔領學校的行政大樓，希望大家支持反越戰的抗議行動。那名紅髮學生正是五月風暴的核心領袖、德國籍的無政府主義者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

潘鳴嘯嚮往馬克思主義，鍾情左派思想，但他不是激進份子，也不熱衷政治運動。然而，政府和警察的錯估形勢，卻將他以及全法國民眾一步步推向抗議學生的陣營。5月2日，南特爾大學校方決定關閉校園，學生於是轉向索邦大學，沒料到上千名警力強行進入校園鎮壓，警車衝進學生佔領區，「在這個時候，你必須選邊站。」

原本僅是單純的學生抗議活動，此後演變成為要求總統戴高樂下台的政治運動，全法國陷入癱瘓。

劇院、禮堂等公共建築，成了示威者佔領區；工會發動罷工，抗議勞動條件不公，廠房成了工人的遊樂場；大眾交通工具停擺，需要搭車的人只能在路邊揮手，看是否有好心人願意讓你搭便車，最後政府不得不出動軍用卡車載送民眾。

然而，到了5月底，情勢卻反轉直下。5月30日，戴高樂取得軍方的效忠之後，宣布解散國會，原本保持沈默的支持戴高樂民眾，開始發動遊行。同時，反戴高樂的抗議活動卻不斷傳出暴力事件，引發社會反彈，五月風暴自此走向失敗。

革命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能務實追求改革
五月風暴的結束，意味著年輕世代的烏托邦理想就此幻滅，擁抱左派思想的他們曾以為革命是有可能的，但終究未能如願。「這場運動不是革命，因為我們沒有成功地推翻政府⋯⋯革命是不可能的，代價太高了，我們只能面對現實，追求改革，」潘鳴嘯說。

然而，儘管五月風暴如曇花一現般地短暫，但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同年6月底，戴高樂組成新政府，推出多項改革，包括教育、職工權利等。但最重要的是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這場運動可說是法國女性以及性解放運動的起點，」潘鳴嘯說，只是真正開花結果要在多年之後。1974年，右派的德斯坦當選總統，讓墮胎合法化。

為什麼是1968年？
50年過後的現在，法國再度陷入騷動。今年4月，法國鐵路發動大規模罷工，反對政府改革國鐵；法航工會發動罷工，要求公司調薪。大學生組織封鎖校園，抗議，他們不讓教師和同學上課，抗議政府的大學改革方案，其中也包括索邦大學在內。

歷史彷彿再度上演，但政經環境已不同於當年。

反越戰僅是五月風暴的導火線之一，學運的發生事實上集結了社會上眾多積怨情緒而一次爆發。首先是對於大學教育的不滿。「我們戰後嬰兒潮是全球第一代的青年，」潘鳴嘯表示。戰後嬰兒潮世代是第一代有機會能繼續完成中學、大學教育的世代，教育需求大增，也引發對於大學教育改革的要求，希望破除僵化的科系劃分以及入學機制。

另一方面，經濟問題也引發年輕世代與勞工的不安。1968年的法國經濟成長率降至4.3％，是自1961年的新低點；失業率持續上升，1968年達到2.6％，同樣是1961年以來的新高。

但相較於經濟，更嚴重的問題是社會文化的落後保守，禁慾主義、權威主義盛行，憤怒的年輕人只想奮力一搏衝破重重壓迫的思想桎梏，爭取自由。早在五月風暴爆發之前，已發生大大小小的學生抗議活動，例如要求開放男學生進入女生宿舍的權利。

50年後的今天，中間偏右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上法國總統，他出生於1977年，距離五月風暴已有9年的間隔，他未曾經歷那段理想主義、新左派思想運動狂飆年代。

如今的法國，社會文化思想更開放，但經濟卻陷入更嚴重的泥淖，經濟成長率僅有1.9％，失業率達9.9％。馬克宏希望透過鼓勵新創以及勞動法改革，活化法國經濟，但能否成功仍是個大問號。面對未來，法國人仍充滿不確定。「馬克宏的改革或許能解決一部分的問題，但他能不能說服其他因為全球化經濟而受到影響的人們接受他的改革，真的很難說，」潘鳴嘯說。

被問到是否有可能再度發生當年大規模的學運和工運風潮，潘鳴嘯認為沒有這個可能，「一方面政經環境已經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目前法國社會還未凝聚出一股真正強大的力量，足以對抗政府。」

上山下鄉運動　中國版的1968風暴　
當年五月風暴落幕後，歷經理想幻滅的潘鳴嘯，將眼光投向了中國。他一直對於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有著濃厚興趣。1968年他開始學中文，但是在巴黎實在很難學好中文，也沒有幾個中國人可以練習對話，他決定向東行。

1968年底，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群下鄉的知識青年（知青），正是潘鳴嘯所稱的「失落的一代」，但是農村生活的艱苦、與農民之間的衝突、知青之間的勾心鬥角都讓運動變了調，原本懷抱政治狂熱來到農村的知青，開始想盡各種走後門方法：貪污、造假、賄賂，甚至用身體為作交換，只為了爭取回城的機會。

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眼看是去不成了；但他不想來台灣，覺得「蔣介石政權太右派，而且怕以後因此進不了中國」；曾一度考慮新加坡，因為當時星國政府大力推動國語計畫。最後，他選擇香港，買了6個月內有效的便宜來回機票，沒想到一待就是6年。

1971年，潘鳴嘯來到香港，邊打工邊跟著印尼華僑學中文，偶然的機會下開始接觸許多從中國偷渡到香港的知青，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是沉痛而陰暗的不堪往事。之後他和一位法國記者合作，將這些口述資料以法文寫成《20歲在中國農村》（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1978年在法國出版。自此之後他決定放棄原本的博士論文題目，轉而研究上山下鄉運動，於2009年出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一書。

潘鳴嘯並不是第一位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西方學者，美國學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德國學者夏樂平（Thomas Scharping）早已是公認的權威。當時兩人的研究均認為，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城市的青年就業壓力。

但是潘鳴嘯卻提出不同的觀點，「依據統計數據顯示，有部分人口移往鄉村，但仍然有大量人口移往都市，可見當時的城市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憑藉著流利的中文，他透過大量的第一手訪談以及科學化的統計數據和文獻分析得出結論，認為上山下鄉運動背後其實有多重目的：

這場運動在1980年戛然而止，關於它的結束，潘鳴嘯也有不同於一般學者的觀察，「很多人以為是鄧小平下令結束，事實上情形有點類似法國的五月風暴，因為失去社會的支持而導致失敗。」

習近平時代　中國走向新極權主義
重新回溯當時運動的目的，再對照現今的中國，同樣讓人感到似曾相識。只是政治手段不盡相同，潘鳴嘯分析，習近平傾向以制度達到政治目的，不同於毛澤東的群眾運動路線。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於新聞媒體、互聯網、文化和教育的控制轉趨嚴格；剛剛閉幕的十九大，將所謂的「習思想」列入黨章，以此確立習近平的權勢和歷史地位；下令驅逐低端人口，是為了強行控制城市的人口成長與發展，以穩定政權。

其中最引人爭議的，便是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對於潘鳴嘯而言，這一切顯得理所當然。「我沒有覺得很意外，因為他（習近平）沒有別的辦法，」潘鳴嘯直言。「這是關係到他個人的合法性問題，一開始他用反腐做為號召，目的是為了剷除異己，在黨內營造恐懼感。這麼做勢必得罪很多人，因此不得不從改變制度著手，保護自己。」

此外，習近平要解決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合法性問題，還包括黨的合法性，「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他們必須保護自己的權力，但這個權力是非民主的，沒有獲得民眾支持，只能用強硬手段才能達到目的。」潘鳴嘯說。

習近平領導之下的中國政局將會如何發展，其中的一大變數是經濟。若中國經濟出現問題，便很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