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破產、匯率跌宕、股市沉浮，金融危機中如何守住財富？大國金融博弈，如何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
危機方程式
2001年9月11日，美國世貿中心大廈在恐怖襲擊中轟然倒塌，為新世紀投下一瞥不祥的陰影。然而，美國經濟似乎並未受此影響，新經濟仍然一片欣欣向榮，羨煞世人……
據說道上有句話，出來混，早晚要還的。
2001年—2003年，美聯儲13次下調聯邦基準利率，由此刺激了本就虛火旺盛的地產市場。據說西方人睿智理性，在瘋漲的房價面前，最大的理性就是購房獲利：全美地產價格不斷爬升，地產升值足以抵消銀行本息；貸款者可以零首付獲得住房，甚至可以通過抵押不斷再融資，滿足生活消費需求。
這，就是傳說中的“次級貸款”，也就是美國低等級信用公民的住房貸款。
2006年中期，次級房貸已經占到美國地產貸款45%，更有一批機構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概念，可以不用任何手續購買住房。
同是2006年，美聯儲開始上調利率。
任何國家，房地產都與金融息息相關，畢竟在售樓處拍現金的人在全球都極為罕見，同樣，美國公民不等於都是富豪，利率上調給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帶來了很大損失，終於波及華爾街。
利率提升、次貸損失其實也算不上什麼，華爾街如果連利率上調、房價下跌都扛不住，就不再是華爾街了。但是，次貸違約引發了全球投資者對經濟預期的悲觀預期，於是下列歷程出現了：
……投資產品被拋售→金融市場價格循環下跌→要求追加保證金→銀行收縮信貸→流動性緊縮→金融機構倒閉……
2007年，貝爾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一批曾經名震寰宇的公司倒下了。2008年，人們已經開始習慣將這場衰退稱為“全球金融海嘯”。
至此，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再度閃亮登場。
從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海嘯，一個看似單純的次貸摧毀了世界經濟體系。人們開始驚嘆，原來金融威力有如斯之強，不但能讓東南亞諸國在旦夕之間喪失十幾、幾十年的經濟建設成果，也能讓世界經濟最強的國家——美國，匍匐在腳下。
有人拋出陰謀論，2007年以來的金融海嘯是某些個人、集團、國家的陰謀。既然是陰謀，就是為了謀求利益。比如，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強國掠奪新興市場國家財富；比如，某些金融家搞垮了自己的投行，只為順帶剝奪包括美國窮人在內的世界人民。
鬧這麼大的動靜，就是為了讓自己破產，順帶剝奪別人？搞垮自己，只為剝奪別人？
大概只有為吸引眼球才提出這種思維，這是古龍《絕代雙驕》裡一個白痴型人物的綽號：損人不利己——白開心。
世界經濟舞台不是武俠世界，不可能有這樣的白痴。
說次貸危機是場陰謀，太高抬陰謀者了。如果危機操縱者真有這麼大的魔力，“直接搶不就完了嘛，你說說，費這事幹嗎”，還先搞垮自己，何必如此勞神？
說危機不是陰謀，是因為金融根本沒有這麼大的魔力，次貸只是一種融資模式。如果金融的破壞力真的這麼巨大，要它何用？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莫非，金融就為製造危機？
現在，分析這場危機的文章鋪天蓋地：有人把格林斯潘拉下神壇，非難20世紀末期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為危機埋下禍根；有人痛斥美國居民的消費習慣，信用消費透支了美國的未來；有人將禍端寄存到華爾街，指責無良的投資銀行家，唾棄毫無用處的金融工程模型……
這些，都對；這些，又都不對。
說對，是因為這些都是誘發危機的原因之一；說不對，是因為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能引爆危機，更不可能誘發全球金融海嘯。
去掉細枝末節，勾勒出一個危機的骨架，或許我們能有新的認識：
……→經濟繁榮→流動性寬鬆→房價上漲→發放次貸→對沖風險（CDO等衍生債券）→房價下跌→次貸損失→對沖衍生金融工具損失→市場信心下降→金融機構倒閉→流動性緊縮→實體經濟下滑→大型企業崩潰→全球經濟危機→……
這個流程並不少見，在我們勾勒的骨架之前之後都有“…… ”這個符號。加入“……”是因為這段時間大家感覺正好，因此更少有人注意到。
萬事萬物，有因，才有果。金融海嘯，也如此。
市場競爭需要超越對手的實力，而最大的實力就是創新！也正是這個原因，種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
要想領先於競爭對手就必須不停創新。但是，創新是艱難的，無論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都是一個循序的過程，也正是因為如此，重大的創新才顯得有意義，才有可能改變世界。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早晨起來，昨天的知識、生活習慣就已經全部過時，自己恐怕會先瘋掉。
因為創新艱難，每次創新成功才能帶來巨大的利益。其後，模仿者會蜂擁而至，投資新產業、投資新產品……創新會由此改變人類生活，比如工業革命、電氣革命、信息技術，但任何一次創新都有自己的生命歷程，創新開始時，生產奢侈品，進而成本會降低，等到創新普及到草根大眾的時候，創新的使命就基本結束了。
理由很簡單，已經沒有市場再創造利潤了。
於是這個時候我們有了產能過剩，於是我們看到了西方初期經濟危機中被倒掉的牛奶、被砸掉的機器。您可以想像，中國現在有多少網民,也就知道信息技術還有多少利潤空間。用*的語言來解釋，經濟危機的成因就是人民購買力極度萎縮，也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有效需求不足。
這在經濟增長理論中，被稱為“延續型毀滅”，直白地說就是“氣數已盡”，於是只能毀滅。
創新毀滅了，投資還要繼續，前期的利潤還要尋求更多的收益，流動性過剩便會出現。沒有產業投資渠道，錢會去哪裡？
答案是：泡沫。
可能是金融資產市場泡沫，也可能是樓市泡沫，還可能只是一個概念泡沫。當然，泡沫會繼續創新神話，雖然事後看簡直是癡人說夢，比如製造永動機，比如製造聰明基因，比如製造變形金剛……
泡沫很漂亮，也有很多種，但結局無一例外只有一個：破滅。
我學過點社會發展簡史，課本告訴我們，人類之所以能成為萬物靈長，最根本的原因是能製造工具，現在我明白，這也就是說人類可以思考，具備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而改變世界的動機在於獲得更多財富，也就是經濟學中的理性。
鉛華洗盡，人類終究會明白金融的本質依然是支持實體經濟，而不是自娛自樂去製造泡沫。在蕭條的經濟中，人類理性會促使我們不斷追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就是不停地再創新。新創新遲早再度來臨，人們會拋棄原有生活模式，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
次貸危機，與1929年危機並無二致，都是因為創新的潛力耗盡，只不過一個是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電氣技術）潛力耗盡，一個是信息化創新能量耗盡。必須依靠人類理性形成新的創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結束本次危機。
至於如何結束，請不要問我，我不知道。或許沒有人能真正知道明天的事情，雖然有人自稱先知（“大仙”），不過，我確實沒有見過。
給出以上種種理由，其實就為說最後這一句話。現在，鑑於你可能已經比較好接受，所以可以直說了：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已經發生，就必然有發生的理由；既然有理由發生，所有措施也就只能延遲，或者加速，該發生的，無論我們做什麼都一定會發生。
金融危機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照樣還會有。沒有危機的地方是天堂，是共產主義社會。
危機時代什麼最重要
2007年，國人知道了貝爾斯登，因為中信證券差點因此破產，人們開始知道次貸危機、金融海嘯。與國際金融危機接軌，2007年中國股市結束了兩年多的牛市，開始了有史以來的最大跌幅，幾十萬億市值被蒸發，包括我在內的中國股民損失慘重。
損失慘重嗎？當然。
到此為止嗎？不是。
2007年年底，長三角、珠三角出現民營企業破產潮。
2008年年初，四川、河南數百萬農民工返鄉，中國出現農民工返鄉潮。
2009年年初，中國外貿總額同比大幅度下降，一線城市房價開始下滑，本已蕭條的就業市場面臨新的困境……
這一刻，我們感到恐懼。然而，我們無法迴避，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必須打贏的經濟之戰，我們沒有選擇。
2008年11月，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救市行動，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落實到行動上，就是4萬億投資、2009年銀行系統的“天量”信貸。
除了經濟復甦，隨之而來的還有詬病，指責者有之、*者有之。
投資拉動帶來灰色地帶，天量信貸導致不良資產……
以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是市井坊間，可能是飯後談資；如果是經濟學人，就是徹頭徹尾不負責任。莫非，政府面對經濟衰退，就該無所作為；莫非，金融系統面對實體經濟滑坡，就該袖手旁觀？
世界上，沒有無痛苦的分娩，當嬰兒呱呱墜地，母親必然要遭受醫學上最為殘酷的疼痛——產痛。
當然，你可以說，投資拉動是對的，信貸投放也是對的，但是不能達到這個程度。
而且，我也可以說，這個數量級的投資和信貸，已經達到了中國經濟所能承受的極限，如此數量，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會有灰色地帶，也一定會形成不良貸款。
這，確實是一步險棋。
這，也是一步絕棋。
幾乎同時，美國出台了8500億美元救市方案，也就是所謂的保爾森方案，因為接受救助的是華爾街，在美國罵聲一片，第一次議案甚至在國會流產。
保爾森不知道這些錢要交給華爾街嗎？單純以保爾森的華爾街背景解釋似乎也難以說清楚吧。救助華爾街不會給保爾森個人帶來任何經濟收益，至於政治聲望則絕對是負數，就是這樣，甚至傳出了保爾森為這樣一個議案在國會下跪的傳聞。
布什、奧巴馬、保爾森莫非都瘋了？
即使對政治聲望有負面影響，也要這麼做，因為，救市是唯一的選擇。國會第一次否決了保爾森方案後，隨之而來的沒有慶賀，而是*黨、共和黨互相指責對方投反對票。
美國經濟應該如何挽回？不可能真指望上帝來保佑，說到底，還是要靠美國人自己，不救市，才真死定了。
有人說，成就一個英雄，需要無數次磨礪，需要“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其實，這些話也就是在成功之後自吹自擂的時候用用，風光之餘還可以對人吹噓，老子當年曾經如何艱苦。既可以激勵人奮鬥，又能鼓勵節儉。
真正面對危機的人，是沒有心思考慮這些的。
在戰場上，將軍並不知道自己能否成為英雄，霍去病不能，朱德不能，華盛頓不能，巴頓也不能。在商場上，即使最成功的企業家也不可能永遠縱橫捭闔，范蠡不能，柳傳志不能，摩根不能，比爾·蓋茨也不能。
也許下一刻，生命就被一顆流彈結束；也許一天之後，微軟就被新興技術淹沒。
一個人，面對危機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知道自己能否走出陰影，更不知道能否撐下去。在最危急的關頭，他甚至可能一無所有。
這時，最需要的不是幫助，而是他自己堅持到底的信心。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濟就更如此。
即使我們聰明絕頂，也沒有人能保證永遠順風順水。既然我們是一個經濟體，就遲早要經歷衰退。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沒有危機的經濟體，更不可能有隻漲不跌的經濟。
30年來，國人習慣了高漲的GDP，習慣了新聞裡的捷報連連。這一刻，面對可能的經濟衰退，原來如斯之痛：農民工失業了、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產品滯銷了、企業倒閉了……再也沒有人能否認我們面臨的危險，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們是否能率先走出陰影。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術語叫做“預期”，意指人們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判斷。“預期”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如果人們沒有通貨膨脹預期，即使增發貨幣也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反之亦然。
現在，如果預期經濟蕭條，消費者就會壓縮消費，企業就會減少投資，隨之而來的就必然是一波接一波更為嚴重的蕭條。
面對1929年大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吶喊，“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喪失理智、毫無根據的恐懼，它把人類進步所需的種種努力都化為泡影” 。
面對同樣可怕的次貸危機，美國不惜走向“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兩房、AIG、通用等一批公司實行了國有化，在向來以經濟自由著稱的新大陸破天荒組建了第一批大型國有企業。
面對蕭條，*總理也在吶喊：“當金融危機的嚴冬來臨的時候，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寶貴。……只有信心才能產生勇氣和力量，只有勇氣和力量才能戰勝困難。”四萬億、天量信貸，當然也會給後續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不過，世界上如何能有無痛的分娩？！
這些，都是為了公眾能對明天有一個良好的預期。
失去海外訂單、面臨失業，人們感到恐懼。
恐懼，有用嗎？
不恐懼，我們有所依靠嗎？
一個國家，最根本的財富不是石油，更不是外匯儲備；最強大的力量也不是軍隊，甚至不是殺人於無形的高科技武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大的財富、最強的力量，是人。
人強，家才強；家強，國才富。（以上邏輯，反向未必成立）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已經積累了雄厚的人力資本，就算全球金融海嘯可以毀掉我們的外向型出口模式，但不可能毀掉我們的人力資本。我們的依靠，也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就是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歷久彌堅的華夏文明。
我們的民族曾經歷經多少磨難？又有哪一次我們不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是我們每個人燃燒的夢想，“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則是我們民族的永不磨滅的希望！
我華夏民族的信念，昨天，列強未能更改；今天，全球金融海嘯同樣不能改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今天的國際經濟危機可能會徹底毀掉國貨的海外市場，但恰恰是這種出口導向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民福利。
我們對外資開放了市場，他們卻對我們封鎖了核心技術！我們在危機中承擔大國責任，他們卻在印刷貨幣，讓世界人民為他們的失誤埋單！
封鎖了別人，也就封鎖了自己。
剝奪者終將反受其害。一個國家，尤其是世界強國，如果把目光僅僅停留在既得利益上，終究也會衰落，西班牙如此，荷蘭如此，英國如此，靠世界貨幣鑄幣稅獲得紅利的美國可能也如此。
因為，歷史不會永遠默然，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昨天，其實就是他的今天和明天。這正是一種我們致力於改變的政治格局，一種我們不能再接受的經貿框架。我們的道路，其實只有一條：自己成為強者。
然而，在既有的路徑下，我們很難有變革的激勵，你會為一個虛無的創新設想無端拋棄既得的國際市場嗎？恰恰是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海嘯給了我們契機，面對災難，我們不僅要看到今天的世界經濟蕭條，更應該關註明天的輝煌。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全球金融海嘯使我們轉型更困難，然而，這不會是唯一的困難，甚至不是最大的困難，未來的路上，我們面對的會更多、更難。即使今天我們有信心，我們努力了，同樣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如同千鈞一發的戰場，沒有人能知道最終的勝出者究竟是誰。
在危機中掙扎，方知上帝不會對人類許諾。但是只要我們心中明燈不滅，終究可以飛越迷霧，衝破既有的國際利益格局。
因為，只有胸懷天下的民族才能真正領導世界走向一個又一個輝煌，也才能領導未來的人類文明。
我們，必將是其中之一。
這，才是我們的預期。
莫道今年春將盡，明年春色倍還人。
安得廣廈千萬間
有信心，是好的，現實問題，還得解決。
現在我們的體制暴露出很多弊病，也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如意，某些時段、某個問題上，甚至矛盾會激化，比如，2004年以來不斷瘋長的房地產價格。
人們抱怨地產價格高，誰也不能否認房地產中的灰色，誰也不能否認房地產有泡沫，甚至沒有人能夠反駁超過紐約的上海房價對中國經濟是致命的威脅。
換一個角度，讓攻擊者易地而處成為地產商，會怎麼做？會不會做得更好？
如果不能，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做？
這個問題，請不要問我們。
第一，我們確實不知道；第二，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中國不高興”，“中國怎麼辦”，問題是無論怎麼辦，都會有人不高興。利益是既定的，無論如何去做都會分割現有利益格局，任何一個自稱高明的策略，都未必有效。控制房價，不可能是帕累托改進。只有市場是對的，我們也只能順著這個邏輯前進：對與錯，是與非，相信時間會給出最後的評價。
有很多人說：土地供給有限度，所以，地產價格應該永遠提升。
上述說法=廢話，因為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是有限的，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舉例說明：
任何時段，人力資本（全部土地）都不可能驟然增加，所以供給也是有限的（嚴格執行計劃生育，幾十年下來就是萎縮了），高端人才（繁華地段）應該極度稀缺，因此，工資應該無限提升。
以上理論，適合任何一種資源，比如，空氣。
如果上述邏輯不對，憑什麼相信只有土地供給有限？
人力資本成本不能無限提高，因為，獲益者實在太多，不可能結成利益聯盟。地產泡沫，是一場以少對多的博弈，很遺憾，勝出的永遠不可能是購房者。
高房價是恐怖的，金融危機下就更加恐怖，恐怖到已經鎖定銀行、綁架國民經濟、限制內需，已經從根本上改變國民財富分配——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
這些，無疑需要改變。
與歷次經濟危機一樣，地產泡沫如何而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投資途徑，沒有創新引導資金，結果就必然是房價虛高。只要沒有實質性的自主創新，泡沫就會繼續，不只是今天中國如此，南海危機如此，橡皮潮風波如此，次貸危機還是如此。
這些，不是政府或者任何政令可以限制住的，資金必然要尋找高回報，也就必然滋生種種不如意。
後面的問題是，房價會碰到天花板嗎？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們延展視野。
地產泡沫不只今天有，歷史上就始終存在，不僅中國有，全世界都有：本卷我們看到了19世紀末上海租界地產泡沫，最終拖累上海金融業；在世界卷中你還將看到日本東京地產泡沫，竟然搞得日本經濟衰退一下就是十幾年，號稱“失去的十年”。
這，都不是地產泡沫最拉風的戰績。
現在，很多人知道，1929年美國大危機罪魁禍首是華爾街，1929年10月29日道瓊斯指數一瀉千里，最終拖垮了美國經濟。
這麼說、這麼想確實沒錯，不過，華爾街遠沒有這麼神奇，可以俯仰之間撼動整個美國。道瓊斯指數，更只是一個代表。
沒有道瓊斯，沒有華爾街，美國經濟該崩潰，照樣會崩潰。
如果你覺得現在北京、上海遍地都是房產中介有點誇張，那是沒見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1923年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僅有萬人口，規模最多相當於我們一個縣城，竟有萬名地產經紀人，當地房價更是在3年內漲了6倍。人們對地產業的瘋狂已經到了痴迷的地步，最響亮的口號是“如果今天不買，明天就買不到了”。
今年確實買到了，明年卻被套牢了。
1926年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美國房地產驟然跌價，無數人破產，其中包括麥當勞創始人雷·克洛克，被弄得一貧如洗，甚至混到以賣紙杯為生，後來大概覺得自己實在太窮了，於是就創辦了麥當勞這個窮人快餐店。
虛高的房價耗空了貨幣市場的資金，華爾街在後來的反擊中其實已經沒有子彈。
2009年的次貸危機乃至後來的金融海嘯，誘因同樣是虛高的美國房地產市場。飆升的地價弱化了金融機構風險控制動力，大量信貸資金又使得房價繼續上升，似乎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
人們曾經認為房地產的未來是永遠。永遠有多遠？
有人說，永遠將是沒有盡頭，因為，城市中心用地不可複制，所以，地產價格會只升不降。
城市中心確實無法複製，但是，可以復制城市。
你可能覺得這種回答過於誇張，不過，既然地產業利潤前景無限，只要復制城市的收益足夠大，為什麼不可以復制城市？
如果復制城市的收益不能彌補地產業成本，憑什麼相信地產泡沫可以持續到永遠？
有人說，永遠是沒有盡頭，因為，今天的房地產已非昨日的大板樓，此一房產非彼一房產，以前，小區裡有亭台水榭嗎，以前，你見過親水社區嗎？
地產業也在不斷創新。
此一房產源自彼一房產。親水，用20世紀80年代的另外一個名詞形容也比較貼切：有人管理，叫做親水；無人管理，就是臭水溝。
地產業能創新的，只有概念，說白了，純屬忽悠。
就算不忽悠，北京、上海無論如何發展也別指望幾年內超過紐約、東京，憑什麼相信北京、上海房價泡沫可以無限繼續？難道世界上只有北京、上海土地供給有限，紐約、東京發展了幾百年，最後都混成土地供給無限了？
房地產泡沫，終將破滅，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也照樣如此；美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也不可能例外。
聽到這個答案，大家先別歡呼雀躍。
我再重複問一次剛才的問題，房價會碰到天花板嗎？
其實，我知道，大家更想問的問題是，房價一定會下跌嗎？所以，我才把問題改為“泡沫會破滅嗎”。
這完全是兩個問題，所以，才要分開來回答。
之前，有很多人回答過這個問題。
從2004年起，就有很多人在不停地吶喊，房價一定會降，一定會降……
結果是，房價雖然偶有調整，卻一直在升，一直在升……
所以，有人斷言：房價，不會降。
實際上，第二個問題，不能這麼問。正確的提問應該是，房價為什麼在漲？
大家一定很奇怪，房子還是那個房子，除了個把人，哪怕在縣城買套房子都要耗盡普通人幾代的積蓄，還得再欠一屁股債？這到底是為什麼？
於是，有人開始給我們講道理，就是那兩個著名的老太太：一個中國老太太，一個美國老太太。據說美國老太太住了一輩子新房，臨終還清了貸款；中國老太太住了一輩子蝸居，臨終攢錢買了一套房子，卻沒機會再住進去了。
結論自然是，要學美國老太太，不做中國老太太。
故事很有道理，前提是偷換概念。
貸款買房，條件是你能貸得起，也能還得上，而且不至於過分影響生活質量，比如，子女教育、吃喝拉撒，指望在生活費里省點銀子出來買房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這裡，我並不想列舉一系列數據證明房價已經高到什麼地步，或者證明房價是否已經過高，相信大家的切身感受就是最好的結論。
記得中國有個長盛不衰的情景戲劇，叫做《我愛我家》，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國人對家庭的習慣：國人早就習慣於被固化於土地，更希望被固化於家庭。
美國居民源自新大陸移民，漂泊可以是一種習慣，貝克爾甚至可以在《家庭論》裡用數學公式證明“成家、結婚、生子”的收益、成本。因為，對西方經濟理性來說，這些確實都可能以成本收益來計算。
中國，不是美國。
對國人而言，家庭不是可有可無的經濟損益，而是一個必需品，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開始和最終歸宿，房子則是安身立命的基礎。
有人說，北京、上海是全國最繁華的地區，所以，大家都會在這裡買房，房價應該漲。
有人說，省城是全省首善之區，全省的人都會向這裡擠，所以省城房價應該上漲。
有人說，地市的有錢人都會往市裡擠，所以地市的樓價應該只漲不跌。
縣城的人說，全縣的人都會往縣城裡擠……
以此類推，村里大致只有一兩個小賣部，小賣部本身可是區域商業中心，所以，小賣部周邊房子的價格應該照樣飆升。
最後一個邏輯荒謬嗎？如果荒謬，憑什麼又認為前面幾個邏輯不荒謬？莫非中國有錢人實在是太多了，連鄉鎮的房子都被有錢人炒起來了？
中國房價飆升的背後，另有其因。
房地產，尤其是所謂高端樓盤、中心地段應該高價，這沒錯；甚至多數人都不應該在繁華鬧市區購買房產，這也沒錯。不過，如果連縣城、鄉鎮的房價都在飛漲，中國人口再多，也沒到這個份上吧？
推動房價上漲的，不僅僅是開發商，開發商要有這麼大能量，早改行當強盜了。只是開發商在前台表演，更為刺目罷了。
中國土地市場分為兩級，唯一能控制一級土地市場流轉的，只有地方政府。地價高漲，最大的受益者，不只是開發商，還有地方財政。只有財政收入提高才能有政績，才能推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在領導面前倍儿有面子……
不過，政府有很多種，比如，中央和地方。
都是政府，差別其實很大，中央政府的角度是全局，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政治家更關心民生，需要考慮的最基本因素根本不是財政收入，而是獲得全民支持。雖然，中央政府政策也是地方政府力量博弈的結果，但如果一件事搞得民生鼎沸，就是再賺錢，也必須整頓。
地方政府的激勵其實很傻、很天真：地產漲價，既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搞搞面子工程。
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不是個體工商戶，在關注城市面貌的同時，更要關注地方產業競爭力，只有各地產業有所突破，全國才能有所突破。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全國各地都是地方，如果大家一起改行做地產生意，雖然很有“錢”途，卻會毀掉國計民生。
搞搞城市建設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依靠經濟發展帶動城建，而不是把這個邏輯反過來。一個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建並不絕對成正比，如果城建過度消耗財政資金，樓能起多高，經濟發展就有多緩慢。
無論國家還是家庭，很顯然，錢就這麼多。都去買房了，其他的所有事情，就必須排隊。中國的房子再漂亮，也只能是本地人買、本地人住，指望全國各地住滿外地人甚至老外，還不如指望變形金剛蒞臨中國更現實。
說穿了，土地還是原來的土地，並無半分創新，房價漲跌不過是財富分配遊戲，在貧者和富者之間、在政府和公眾之間，獲益的永遠是富者和政府。“天下之利，不在官，便在民”，指望地產創造輝煌還不如去印刷貨幣來得實在。
然而，對國人來說，家，是纏住你心的根，是遠離時永遠的回程票。如果一個社會，尤其是絕大多數人都要為房產付出幾代人的積累、背負幾十年的債務，整個民族莫非都在為地產這一個行業而負債？
年輕人，尤其是剛剛進入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過多的積累，也就必然會對整個城市望而卻步，如果對任何一種希望都望而卻步，整個城市、整個國家的希望又在何方？
然而，他們，才是未來社會的中堅。
有人說，住不起市區，可以住郊區，住不起郊區可以住廉租房，廉租房都住不起，還可以住地下室……
畢竟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精英。高房價把年輕人壓進了地下室，如果所有人都終日為棲身之所在打拼，那國家還能有多少未來可言？
普通人的未來才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不是恰恰相反！
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之所以是禮儀之邦，是因為我們有著自己的文明準則，而維繫儒家文明的，說到底是每一個國人的家庭。
如果多數人、多數家庭，都游離於整個民族文明底蘊之外，會有什麼結果？
說好聽點，叫做“江湖中國”；說難聽點，就是亂世之源。
雖然西方也始終在為地產泡沫頭痛不已，雖然地產泡沫早就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但中國全國性地價飆升，恐怕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
不同的是，製造西方地產泡沫的是失去創新投資途徑的資金，我們還加上與民爭利的地方財政，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地產泡沫才成為製約國民經濟發展的沈痾。
爭論其實已經沒有意義，必須讓地產業恢復理性，把經濟增長和財政增收的動力還給創新，不要再把國民的未來犧牲在非制度性的江湖。
這樣，民族和國家才會更有希望。
尋找失落的啟蒙
很多人認為，論及金融與文明，我們比西方落後。這麼說，從現在來看，確實也是事實，只是有效期不足200年。
我們落後的原因，其實很奇怪，是因為過去牛得有點過頭。
這麼說，倒不是想追溯自己祖上有多闊，更不想說明國外的月亮有多圓，只是想明晰一個概念。
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很輝煌，中有孔子，西有阿基米德。不過，輝煌的背後是整個古代地球人都在餓肚子。銀行、證券交易早就存在，但這些玩意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西歐信貸也是給王室打仗準備的。
活著，才是最高理想。這種生存底線，決定了人類對吃飯的需求彈性無窮大，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存經濟”。
因為，不吃飯會死人。
如果使用經濟學語言描述：生存經濟時代不存在個人偏好，沒有偏好，談何市場？
用市場、交換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經濟，是徹頭徹尾的偷換概念。
面對自然和異族的雙重挑戰，皇權的優勢很顯然，既可以應對暴虐的自然，也可以抵禦外族侵襲。生存經濟時代，是不需要競爭的，市場越發達敗得就越慘：商業發達的齊楚敗於農耕立國的強秦；雅典敗於羅馬，羅馬敗於蠻族（日耳曼民族），蠻族則敗於匈奴。
而匈奴，是被漢武帝打到匈牙利去的。
從春秋列國到隋唐，千年傳承形成了中國的統一皇權，在當時這本就是最先進的體制，於是我們有了輝煌的盛唐。
皇權具有剝削性，沒錯；皇權壓抑個性，束縛*，也沒錯。
條件是，在當代。
正是這種剝削性將資源控制力集中於皇族，才有了對抗自然和外敵的可能，領主就算聯合起來不過也就是修個石頭城堡，修萬里長城，想都不要想。
今天，我們知道浪漫的多瑙河，雄渾的黃河、長江。然而，“水火無情”，水在火前。在中國，正是集體的力量遏制了頻發的水災，各自為戰的西歐，古代水災數量幾乎是中國的一倍。
如果形成分權，漢族就算能應對頻發災害的黃河，也未必能對付得了倏忽而來的游牧民族，沒準早被黃河或者異族趕到長江以南了。誰也不知道製度變遷後能不能活下來，拒絕制度變遷本身就是理性的。
由此，中國開始了周而復始的長循環，本卷中你可以看到貨幣體制中的權力鬥爭。然而，歷史是殘酷的，任何事物都是強者的工具，何況是代表財富的貨幣。
皇權確實殘暴，但也要具體看跟誰比。與終生不出城堡的西歐農奴制比，封建皇權文明多了。
在皇權交替演進過程中，我們不僅曾經有世界上最強的經濟，也繼承了千年傳承的啟蒙，形成了獨特的漢文化。五千年傳承的是尋求人類內心超越，睿智的樸學（原始儒學）、誠心正意的朱程理學、知行合一的宋*學……凡此種種無不昭示著一個永恆的主題：信任人類。
這種精神體現到貨幣金融制度上，就是鮮明的集體主義。盛唐開元通寶終於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擺脫了計重貨幣的宿命，而宋朝則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飛錢，從元朝開始，紙鈔就不設“鈔本”… …
這些，在西方是絕對不可想像的。
無情的生存法則，讓西歐一直到11世紀都不敢以家庭對抗自然，唐宋小農圍爐夜話的時候，歐洲還在北歐海盜的侵擾下膽戰心驚。城堡、領主也是西歐集體對抗自然的方式，只是落後的農業生產根本維持不了一支常備軍，在這些方式中我們何嘗看到一點文明的痕跡？
不是歐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決問題，實在是養不起刀把子。
正是由於歐洲的落後，才使得它在生存經濟期間走入了一條試錯路徑，新制度、新體系的嘗試是性命攸關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滅族了，與亞洲不同，歐洲制度變遷同樣也是理性的。
十字軍東征搶劫來的財富締造了香巴尼信貸市場，但法國王室卻連續砍掉了幾任財政大臣的腦袋。
一個人搶劫難免被人幹掉，荷蘭人就為出海搶劫設立了股份制公司，結果是形成了現代人為之瘋狂的股市。
之所以英格蘭銀行率先確立金本位，實在是當年被劍刃銀行和東印度公司欺負得太厲害，最終使用金本位也不過是為了為王室出門搶劫方便。
……
兩者貨幣金融體制的區別是，中國古代是皇權集中資源的手段，西歐則是王權明刀明槍地搶劫。
最恨這些強盜了，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
現代，金融體制以繁花似錦的表象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匯市、股市、期市……銀行、保險、證券……似乎金融已經成為點石成金的魔杖。
金融變了嗎？
金融確實是點石成金的魔杖，只是，魔杖沒有掌握在你手裡。與原始金融體制相比，當代金融體制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
千萬不要以為買點基金、股票甚至保險，或者弄張信用卡就可以去理財了。藝術地說，金融只做錦上添花，從不雪中送炭；現實地說，金融將永遠為強者服務。
存款等於借錢給銀行，你什麼時候向銀行要過抵押、質押、擔保、貸款呢？即使是房貸，會不會讓你把腿跑斷？
這才是金融的本質，用經濟學語言說，叫做有效配置資源。用你不願意聽到的話說，金融永遠用你的錢為比你更有錢的人服務。
也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西方金融危機的必然，因為西方文明本源是理性，經濟向好時期，交易、契約都可以執行。一旦信心喪失，既然不信任對手，如何能執行交易，一旦這種趨勢蔓延，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
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我們克制危機的必然，因為華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經濟蕭條時期，我們可以不信任對手，但是，我們可以信任集體、信任國家。西方經濟理性只有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想到集體、想到國家：150年前，西方船堅砲利打破了舊中國的大門；150年後，信奉自由的美國大踏步走上“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希冀國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
究竟哪條路徑是金融、經濟發展的最優路徑，說實話，亞當·斯密說不清楚，或者經濟學只能詮釋已經存在的，卻不能預測沒有發生的。
然而，這並不是一條未知的路徑。每一個產業、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其實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因為，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蘊決定了明天的未來。
昨天並未遠去，它始終就在你我身邊；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天也正因此而改變。
我們的昨天是……
貨幣祖先
大致在公元前500 —公元前300年（在具體時間上可能不一致），亞歐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體製過渡，隨著青銅及人類技術積累，人類生產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產糧食，有人乾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換，交換需要媒介……
於是出現了分工，於是產生了私有製，於是產生了貨幣。
在這段歷史中，雖然金融與武力征伐相比實在不算什麼，但後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這個時代的烙印。因為，貨幣雖然簡單，卻是時代的結晶，物質、技術和文明發展的點點滴滴總要在貨幣上有所體現。
最初的中國貨幣是貝殼、珠玉或者黃金（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佈為下幣），從考古學來看，出土的陶器圖畫中古人把貝殼掛在脖子直到腰間，一掛為一朋（當時的貨幣單位），大概二十朋貝殼可以換三畝田。最初貝殼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貴族的裝飾品，可能他們在交換中率先使用了貝殼，帶幾朋貝殼總比幾麻袋糧食輕鬆，而且貝殼總比糧食容易儲存。
當時用作貨幣的貝殼是海貝，產地集中於今山東和馬爾代夫群島，指望在河道裡弄幾個河蚌殼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誠意，到海邊弄幾車貝殼也照樣不行，因為，把貝殼從海邊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貴的。
所以，海貝數量極其有限，而且絕無仿造可能。於是，第一代貨幣誕生了。
生產總在向前發展，春秋各國開始設驛道，交通逐漸便利。大概個別不厚道的人發現從海邊弄幾車貝殼回來換成土地已經不是很困難，貝殼越來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裝飾的價值，當然也就不可能繼續成為貨幣。青銅、金、銀包括白玉在內的幣材開始充當貨幣主角，金屬鑄幣開始逐步替代貝殼和各種實物貨幣。那個時代沒有良幣、劣幣之分，主要是青銅、貝幣和銅餅，貨幣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量。貝殼、青銅作為貨幣是經濟自然演進的結果，在貨幣襁褓期沒有信用概念，貨幣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價值。
春秋以降，銅已經作為主要幣材，華夏民族開始呼吸到濃重的銅鏽。
隨著西周井田制逐步解體，獨立農戶、手工業者大量出現，交換範圍和層次都有所擴大，市場分佈也更為廣泛，社會上出現了自由的商人階層。事實上，中國此時根本就沒有“重農抑商”的概念，齊桓公開創霸業的主要助手管仲就是一個大商人。包括商人在內的國人可以自由遷徙，這一點無論對金融還是社會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權選擇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權力叫板。
惹不起，躲，還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點並不一致，在中國貨幣史上就此出現了多元格局，從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進路徑：代表三晉中原特徵的布（鏟）幣、東方齊國的刀幣和荊楚地區的銅貝。
三晉地區包括黃河中游、關洛等地，這是自古以來的農業區，晉國空首布聳肩尖足，是當時一種農具“鎛”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過空首布我們看到了三晉先民在黃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圖景。
齊國可能比較窮，是個飛鳥不至的地方，《史記》總結了齊國的地形特點，“海瀉鹵、少五穀、人民寡”，這地方都是鹽鹼灘，沒法種糧食，不太適合人類居住。用CCTV的語言描述，可以說成是“勇敢、勤勞的齊國人民經過長期的總結和積累經驗，絲織業和漁業成為當地支柱產業（極技巧，通魚鹽），因為漁業和絲織不能當飯吃，因此齊國又大力發展了商業，終於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當時齊國建制共分二十一鄉，其中六鄉為工商，可見商業之發達。
齊國的刀幣就緣起於當時一種漁獵工具，而非一種武器。恰如發軔於齊魯的儒家學說，刀幣外形平穩周正、豐滿、圓潤，凹背而凸刃、外圓而內方。孔子故鄉先人們的構思確實精巧：刀幣（一般為18厘米左右）幾乎是人手的長度，如果將6枚刀幣首尾相接，可組成一個圓環。
相對於中原腹地，荊楚由於山林水澤的限制，生產相對落後，因此金屬貨幣形態模仿了第一代貨幣貝殼的形態，不過這次是銅鑄貝殼。同樣由於水路的原因，荊楚一帶商業在那個時代幾乎是最發達的，東南亞、中亞都曾出土過楚國的漆器。正是在這種貿易背景下，那個時代的金銀幾乎全部集中於楚國，所謂“黃金出於楚”。
在上述這段歷史時空中，人類還沒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為當時的人，最主要的目標仍然是不至於餓死。而且，我們侃侃談貨幣，其實當時貨幣主要集中於貴族階層。即使在春秋後期，主要交易還是依靠實物交換完成。
這個時代，財富真正的貯藏手段是人口，當物質積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會擴張，無論人多笨，必須夠數，才能應付依然殘酷的自然。雖然發達的商業能催生貨幣，但國力之間的競爭並不取決於貨幣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飯，從而“金融”強未必國強。商業發達的齊國、楚國敗給秦國，並非源於偶然的一兩次戰術失誤，戰爭從一開始考驗的就是國家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開戰的一瞬間，睿智的孔子學說還不能阻擋敵人的鐵騎，齊、楚商人沒能抵擋秦國農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時，齊刀無鋒，楚貝非盾。在遠古的貨幣爭輝之後，人們開始努力尋找曾經的啟蒙。
什么生意最賺錢
貨幣起源始於交換，也就是貿易商業，後世金融工具則皆源於貨幣。在鴻蒙初開的時代，貨幣是唯一的金融現象，溯及貨幣必然要提及貿易交換。春秋戰國時代古中國人開始鑄造鐵器和耕牛，生產剩餘隨之增多，因此列國之間貿易也逐步增多，這一階段貿易主要以交換糧食和生活奢侈品為主，較為普遍的是糧食貿易。《史記·貨殖列傳》、《國語》中就記載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貢等。
現在大街上的個體商舖，很多供奉著手持青龍偃月刀的關羽，站在那裡招財進寶，至於關羽生前是否很能掙錢，《三國演義》並沒有告訴大家。其實，在正統道教經文裡的財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年）擔任的。關於范蠡的傳說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在幫助越王勾踐滅掉吳國後，范蠡立刻離開了越國，雖然帶著西施雲遊天下沒準是杜撰，以下思想卻應該是范蠡所思所想：“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之共患難，不可與共樂。”雖然范蠡離開了“不可共樂”的勾踐，卻不想離開吳越的財富。吳越是宿仇，戰爭和仇恨不會停止，倒賣軍火去那兒，必然會發財。倒賣刀槍太扎眼，不紮眼的，比如，馬匹。
雖然賣馬到吳越，一定很掙錢。路上不太平啊，倒騰北方馬匹去吳越，很有可能被綠林好漢們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辦法。
范蠡居住地有個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據說很有能量，黑白兩道通吃，跟那些好漢們稱兄道弟。范蠡沒有按慣例登門拜訪並繳納一筆保護費，反之他在城門貼出一張榜文，承諾免費提供馬隊向吳越運送貨物。姜子盾只跟姜子牙差一個字，就從釣魚變為被釣了，主動找到范蠡申請使用免費馬隊。果然很順利，商品馬匹順利到達了吳越，范蠡成功地賺到了錢。
范蠡被奉為財神的原因並非他通過販馬開創了“協同競爭”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業思想。
商人作為貨物流通的承載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與秦國的貿易中，在貨物上標明“商”，作為自己區別於其他人的標誌，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LOGO，後來這個LOGO變為漢語中貿易的代詞——“商”。據說，范蠡還是十六兩秤的發明者，十六兩秤上有福、壽、祿三星，缺一兩損福，缺二兩損祿，缺三兩就損壽命了。
信用不但對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沒有信用，金融體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實物交易遠比貨幣重要，在世俗權力不具備信用的前提下，個人信用便成為當時貿易的關鍵。人們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謂的“無奸不商”，討價還價是沒錯的，任何商務談判雙方都有底線。靠權力、靠關係逼迫交易對手退步，是很無恥的，這不是“商”，是搶劫。
范蠡之後，又出現了一位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公元前300年），他的經營思想，顯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動性，被稱為“治生之祖”。總結起來，他認為經營應該“人予我取，人取我與”，在市場上必須智、勇、仁、強（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從原生性商品市場到高級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一個亙古未變的真理是把握買賣機會，用白圭自己的話就是“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在最初級的貿易中，尚能有如此領悟，如果他生於今天，目睹現在的金融市場，必定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因此《史記》給了白圭一個不低的評價——“白圭其有所試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掙很多——這也是現代中國股民的夢想。
但是無論范蠡、白圭，他們的生意都不夠拉風，中國古代最拉風的生意人是該死的呂不韋。
呂不韋同志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對秦國來說是偉大的一生，《史記》曾這樣評價呂不韋——“秦滅六國，蓋始於魏冉，而成於呂不韋、李斯”。但是，如果說到呂不韋對國人乃至中國文化的侵蝕，把他千刀萬剮都難辭其咎，因為，他實在卑鄙無恥。
呂不韋本是衛國商人（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與范蠡相比，呂不韋有著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經：首先結交權貴，靠權勢壓榨牟利；然後囤積居奇，囤積居奇其實並沒有錯，有錯的是以弱者為剝奪對象，以買者的生命作為代價換來財富。據說他早年發家就是因為囤積了糧食，然後在衛國荒年賣高價，終於換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呂不韋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個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碰到了一個合適的人，用一種無恥的方式回答了“什麼最賺錢”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改變了呂不韋的一生，但呂不韋始於斯，也終於斯。
當時諸侯經常結盟，只是這種盟約往往很不靠譜。盟國之間互相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往往要把一個王子或王孫置於對方國度居住，就算作為人質押給對方。
當然，這個被質押的貴冑肯定會比較鬱悶。
呂不韋年輕的時候，秦國跟趙國是盟友。鑑於秦國野心勃勃，按照慣例，趙國同樣要求秦國質押一個王子，這個秦國王室子孫叫做子楚。子楚雖然是王子，卻是庶出（秦諸庶孽孫），而且待在趙國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秦安國君似乎並不怎麼在乎子楚的生命，經常派兵問候趙國城池（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過得不怎麼樣，終於混到連車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呂不韋。
遇到子楚後，呂不韋很興奮，回家後跟父親商議，主題是探討如何賺錢。
呂不韋：“您說投資農業利潤咋樣？”呂父回答：“我覺得怎麼著也得10倍吧。”
呂不韋繼續提問：“那投資珠寶呢？”呂父以後的答案顯然沒加思索：“我覺得怎麼也得100倍。”
呂不韋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那我要是培養一個王子登上王位，能賺多少倍？”這次，呂父終於進行了思考，並很快得出了答案： “如果這樣的話，那就多得難以計算了！”
在呂氏父子的這次對答中，出色地回答了“幹什麼最賺錢”這個問題，答案是，投資世俗權力最賺錢。
然而，世俗權力的錢並不好掙，顯然，投資現任權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國王富有一國，不會在乎你的投資。這就要求選對投資方向，投資者要有戰略眼光，能選中沒有發軔的績優股，否則不但很容易血本無歸，而且有可能掉腦袋。呂不韋結交子楚，並非因為與子楚有共同的理想，準備共同寫本《商本論》。呂氏開始就將子楚的王位之路作為一筆生意，將子楚作為“奇貨”，並稱呼子楚為“異人”。
按照上述邏輯，呂不韋父子進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安國君有20多個兒子，異人不是長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寵愛，似乎繼位的可能性不高。異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繼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為如此，這種投資一旦成功，收益無窮。
理論上秦國應該從華陽夫人的子嗣中冊立王子，問題是，華陽夫人沒有親生子嗣。結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秦國新一代領導人必然從現有王子中產生。不過，如果安陽夫人能賞識子楚，繼而將其收於門下，答案就有意義了。
呂不韋好像跟子楚的交情還不夠深，以比喻的形式向子楚提了一個問題：
“我想幫您把您家大門整修一下。”
子楚對脩大門的問題似乎並不感興趣，便說：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的家門，別拿我做試驗。”
呂不韋見子楚不能參透機關，於是直言不諱：
“我想幫您登上王位。”
估計最初子楚對呂不韋並不怎麼相信，不過反正也混得不怎麼樣，你要幫我，總不是壞事。呂不韋以自身財力為賭注開始了艱苦的公關（以其物獻華陽夫人），終於讓子楚在華陽夫人處獲得了歡心，並最終登上王位。
總體上，方法是無恥的，公關是成功的，收益是豐厚的。
更豐厚的收益還在後面，因為，子楚有一個叫做嬴政的兒子。嬴政當權後，呂不韋一躍成為一代權相，終於做成了這筆最賺錢的生意，卻開了商人惡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權力謀利。
公平地說，呂不韋當上秦相後確實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國國力的事。但他顯然不厚道，由他開始抑製商業，提倡農戰，農人地位從此開始高於商人。貨幣本是源於貿易流通，呂不韋的施政注定會扼殺貨幣活力，重農抑商在先秦貨幣爭輝圖景中留下了一抹不祥的先兆。
春秋第一相
春秋二百四十年，諸侯烽火，留下了無數傳說，我們知道有宋、齊、晉、秦、楚五霸……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還有100多個小諸侯國，最小的諸侯國地域甚至不抵今天一個大點的縣。
春秋二百四十年，紛紛亂世，留下無數梟雄。我們知道宋有襄公、齊有管仲、晉有重耳，秦有穆公，楚有文種……然而，我們要提到的人，估計很多人並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子產，又名公孫僑，春秋時代的鄭國國卿。
春秋列國之中，鄭國實在是一個很不起眼的諸侯國，國都位置大約在今鄭州附近，地處於晉、楚兩大強國之間。
作為鄭國的國卿，子產當然也不起眼，那僅僅是因為他處在了鄭國，先天地域限制了他的個人才華。即使如此，子產仍舊是一個縱橫捭闔的偉人，在春秋閃耀的群星之中，實在是不容忽略。
春秋時代，是一個沒有秩序的時代，如果誰想征伐誰，看哪天天氣不錯，心情也不錯，沒準就帶人打過去了。鄭國“國小而逼”，在晉、楚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從晉則惡楚，從楚則惡晉，看來，鄭國滅國祇是遲早的事情。
還好，鄭國有子產。
子產當政前，鄭國王室是不折不扣的慫貨。外戰外行，更可恨的是，內戰也外行。
對外，無論誰來打，都認輸，承認對方是宗主國。既然沒有固定的主子，就只有“大國政令無常，國家疲病”。
對內，子產執政前，在不足廿載時間裡，僅我們看到的史料就描寫了5次宮廷政變，國君也形同虛設，政出豪門，於是有了“鄭國多盜”的口碑。
一句話：鄭國已經亂成一鍋粥，亡國祇是遲早的事情。
所幸，還有子產。
不需要詳述子產發蹟的事蹟，可以斷言，他是一個具有極高政治天賦的人，在你死我活的宮廷鬥爭中，小門小戶生怕被人識破自己歸附於哪一族，以免到時候禍及池魚。
子產只是低級貴族，而且，子產的父親就是喪生於鄭國前一次改革之中，但他不怕。無論到誰那裡，他都趾高氣揚，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來過。就這樣，愣是獲得了各方認同，被共推為上卿，即內閣總理。
唯一的解釋是，子產在處理各方勢力關係時，極具藝術性，他讓每個人都認為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鄭國強盛，無論誰勝出，鄭國強盛總歸對自己有利。何況，鬥歸鬥，鄭國各門各派沒有一個具有絕對優勢，大家也都希望有一個人出來統領全局，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是勝利者。
換句話說，沒準自己就是倒下的那個，這事攤到誰頭上，都不值得慶幸。
於是，子產勝出。
正是這段經歷影響了子產後來的施政，如果子產少年得志，他可能會拿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案，也許會驟行廢立，甚至可能會跟他父親一樣。人們往往認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一個挽狂瀾於即倒的偉人，一定會雷厲風行，一掃陰霾。
這樣的人，也不能說沒有，在當代古裝電視劇裡。
子產當政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並不是改革，而是優撫豪門望族，維持舊勢力統治地位，手段是封官許願，賜金賞銀，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你要說子產站在豪門立場上，確實不能反駁，但是，要是上來就一通暴風驟雨，是把豪門打壓了，子產也該下台了。
豪門望族，確實是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阻礙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勢力才很強大，強大到上卿乃至國君都無能為力的地步。子產一個人，對抗強大的舊勢力，要想謀得發展，群毆也不是不可以。條件是帶一群人毆一個，要是一個人毆一群，改革就沒啥指望了，這個道理和流氓街頭群毆的道理是一樣的。
初登相位，子產需要望族做幫手，於是他對望族恭敬至極；即使對自己的政敵，也沒有趕盡殺絕。
恭敬，是很好的。過於恭敬，必然有過於恭敬的理由，比如望族首領伯石。子產對伯石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最後，甚至把鄭國的城市封賞給了伯石。這確實過分了，連子產的支持者都覺得他做得有點出格，可是，封賞他城池又能如何，今日既然可以予，明日就必然可以奪。
對政敵仁慈，有時也未必是壞事。
大夫豐卷陰謀叛亂，事敗後子產依然迎他回國，並保留了他的田宅。子產確實可以直接殺掉豐卷，可這類人都曾有很強的勢力，如果趕盡殺絕，他所代表的勢力出於保護自身的考慮一定會跟子產死磕。一個，兩個可能沒什麼，如果形成一種潮流，就算不能幹掉子產，卻能保證子產的命令很難執行。
擺平了反對的貴族，初露崢嶸，子產本非善男信女。
春秋時代，中國正處於奴隸社會末期，城池之外的地方叫做“野”，而西周井田制在“野”是無法實行的。子產的期望，就是把城池之內也變成“野”，徹底推行封建制度。
因為，春秋時代但凡能拿得上檯面的大國，都是因為建制封建才獲得了超強國力。子產之前，鄭國也有人（子駟）試圖推行封建制，結果身死門滅。是啊，國家富強是好的，可在國家富強之前端掉守舊者的飯碗，人家豈能不反抗。
與子駟不同，子產在推行改革之前已經把國內守舊勢力收拾妥當。雖然很多人照樣反對，但已經被他挑撥得互不信任，大家開始做的就是遊說子產不要這麼做，後來，也就只能發發牢騷了：“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
不過，即使對待牢騷，子產仍舊是認真的。
在鄭國各個城池，有些地方叫做“鄉校”，大概功能類似於今天的高級娛樂會所。鑑於子產搞得會員很快就要沒飯吃了，於是沒落貴族就經常聚在一起痛罵。
子產必然有所耳聞，但子產並沒有簡單地關掉鄉校，而是放開讓人們去罵。他知道，任何一個政策，無論是利國利民還是禍國殃民，都必然有利有弊，即使廢井田這樣的大政，必然也有瑕疵，他畢竟只是一個人，只代表一類勢力，不可能照顧全局。
就是在“鄉校”的議論中，子產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其實，子產的改革並沒有直接剝奪貴族土地，也沒有直接賦予平民自由。春秋時代的農業生產模式其實更類似於農奴制，而不是勞動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奴隸主之所以有權威，是因為他們的田地裡有水渠（洫），農奴離開這些地方無法耕種。
子產拿出的招數，比較新鮮（缺德）。他借助國家力量重整了鄭國農田水利設施，替城外的“野”也修挖了灌溉設施，貴族土地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確實沒有禁絕你蓄奴，是他們自己要走的，與我何干？
而且，子產把賦稅和地域面積聯繫了起來，一塊地域如果開墾得好，居住者稅負就會相對輕很多，“野”的農民逐步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就是守舊貴族勢力越來越衰敗。
逐漸，子產總結出來了一套改革策略，並且，他把這些刻在了鐵鼎之上。很多人反對，據說給出的理由是庶民知道了法律，就會專憑法律行事，目無長上。而這個，恰恰是子產想要的東西，法律既能約束黎民，當然能約束貴族，行政不再是任意妄為。
遺憾的是，由於地理的原因，鄭國發展的空間其實很小，讓它去吞併晉國、楚國，那顯然是嫌自己命長。雖然商業發達，農耕時代最重要的財富卻不是商業，而是人口，只有人多，才能抵抗外敵，才能維持自身統治。
子產之後，鄭國再無人能在列國之間縱橫捭闔，公元前375年，鄭國歷400餘年，20余君，亡。
秦始皇統一了貨幣嗎
其實，春秋時期秦國混得非常不怎麼樣。在中原諸國眼中，秦國不過是一個西方小國，是一個地地道道未開化的地方，屬於戎狄雜居的地方，開始的時候連參與列國盟會的機會都沒有。
秦孝公變法以後，秦國日漸強盛，善辯的蘇秦沒能真正合縱六國，秦國軍隊開始席捲六國。“秦尚黑，崇水德”，秦德昭昭、秦威烈烈，遙想秦孝公以後150餘年中原那遮天蔽日的黑色軍旗，凝固了六國將士的鮮血，終於統一了中國。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滅齊，六國最後一個絆腳石也被踢開。自此，戰國的狼煙漸次散去，秦最終統一六國，中國形成了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龐大國家。此後2000多年，無論豪強割據還是外族入侵，中國總是能歸於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國家，從此開始了封建歷史。
嬴政則自稱“始皇帝”，國王改稱皇帝。“國王”與“皇帝”聽起來都是最高職務，實際上含義截然不同。國王始終有約束，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願意就沒有任何約束。“始皇帝”也是一個更牛的稱謂，希冀自己的子孫永遠統治這個國家。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東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戶，北過大夏。人跡所至，莫不臣服。——瑯琊石刻（秦相李斯）
當然，是做夢。
統一六國，嬴政宣布：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之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只有黃金和秦國“秦半兩”是貨幣（重12銖，約8~10克），其他的全不算數。那個時代沒有“和諧號”列車、高速公路，商品交換的範圍還不是很廣，全國范圍內統一貨幣，對繁榮貿易並沒有多少好處。
嬴政應該知道：只有統一貨幣才可能形成真正強勢的中央權威，才有可能真正集中這個國家所有的力量（經濟和軍事），才有可能真正統一中國。不過，對嬴政來說，屁股還沒在帝位上坐熱，就統一貨幣，基本上只能靠想。
六國我都可以消滅，還消滅不了錢幣？
確實消滅不了，貨幣源自不同地區的經濟演進，而現在的軍事力量對前世風俗根本就無能為力。貨幣統一本是拓展商業必經之路，若將世俗意志強加於貨幣之上，未必就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認為，嬴政統一貨幣“壓制了商人私慾，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發展”。
這麼說的人，在經濟學造詣上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白痴水平。壓製商人和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聯繫嗎？
答案是，有，不過正好相反。
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票證年代。
事實上，秦始皇試圖以秦半兩統一貨幣的意圖從未執行，現代考古發現，秦半兩和六國貨幣同時出土，世俗權力想斷絕原有貨幣關係，嬴政和他當時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這個能力。嬴胡亥（秦二世）繼位後兩次頒布“復行錢”，意思是說“這個命令必須執行”，分明在說“行錢”命令沒有執行，當然他的再次強調也不會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當時六國貨幣經過數百年流通，在當地顯然比秦半兩更有信譽，秦半兩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更重要的是，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陳勝、吳廣扯旗造反，公元前207年嬴胡亥滅國亡身，統一的秦朝僅僅存在了14年。
六國貨幣並未隨著秦國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滅人的生命，但不能消滅本就與人類進步息息相關的貨幣，更不能消滅思想。只要人類還存在，經濟進程就不可能由權力決定。要改變貨幣制度，必須改變當地經濟結構，甚至改變當地風俗，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們往往指責嬴政重農抑商，似乎這個政策在後來數千年中限制了中國經濟發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秦始皇真的限製商業，黃金就不可能成為貨幣，指望小農把銅錢換為黃金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確實將“上農除末”作為基本政策，徵發商人及其子孫做苦役，從表面上看這確實抑制了商人。
不過，商人前面還要加個“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戰國策》中我們看到的秦國的黃金支付，動輒以百斤計算，絕少在一斤以下；雲夢秦簡中不僅提到“復行錢”，而且規定了物資價格，尤其是戰爭物資和享用物資，不過物價按車計算，民間交易不可能用“車”去批發。這些交易的背後則是秦國的大商人，他們與范蠡不同，往往是官、農、商三棲明星，比如最會發財的呂不韋。
秦代以黃金和銅同時作為主要幣材，本身就是一種非正常方式，貨材隨著經濟進程中交易總量的變化而演進，隨著經濟總量增加幣材價值由低到高，正常的順序應該是：銅、銀、金。為皇權統治者服務的商業，與為平民的交換迥然相異，從一開始需要幣材的價值就很高，金、銅並行的背後卻是黃金已經從貿易媒介改頭換面成統治者的享樂工具，成為官商之間的媒介。
在雲夢秦簡中，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演進模式：與其說金、銅並行並非中國貨幣本位遞進，毋寧說這是為世俗權力構建的經濟體系，這種體系壓抑了經濟自然演進，因為自然經濟是無法挑戰具備絕對優勢的世俗權力的。
統一貨幣、“重農抑商”與焚書坑儒並無區別，只不過後者更為殘酷，更加血腥。這一切，都是試圖建立唯我獨尊的皇權權威，可惜這條路還很長，嬴政、嬴胡亥都沒有做到。當然，嬴政和嬴胡亥也不可能真正統一貨幣，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排除異己。
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競爭。
錢到底值多少錢
貨幣一旦與皇權結合，便必然會表達皇權的需要。無論是秦始皇統一貨幣，還是漢初頻繁更替的貨幣制度，莫不如是。由此，貨幣不再單純是史籍中的幣制更替、形制轉換，而是專制君權與經濟競爭實力之間的此消彼長。
《史記》上說，某天劉邦斬殺了一條白蛇，忽然東南方向起了大風（所謂斬白蛟而賦大風），劉邦據此斷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桿子造反，最後創立了漢朝，史稱西漢。
這肯定是胡掰，劉邦沒那麼神奇。他不過是秦朝的一個派出所所長（里長），由於未能按時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點，論罪當死。
劉邦當然沒死，而是帶著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順便革掉了他的前輩——項羽。楚漢爭霸，不過是劉邦把項羽頂到與秦作戰的前線，自己從近道摸進咸陽城。
劉邦是不遵守規則的典範。
好了，現在可以從西漢說起了。
建立西漢後，劉邦似乎覺得“秦半兩”太重，將重量由12銖減為3銖，允許民間私鑄貨幣（更令民鑄錢）。不過，很快秦半兩和六國鑄幣就變成了不足半銖的“莢錢”，莢本是一種豆科植物，與浮萍的含義相近。市面物價飛漲，於是“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允許私人鑄幣，並非由於劉邦比較大度，不想壟斷鑄幣權力，說秦半兩太重更不是理由。依靠貨幣作為鬥爭工具，是要靠實力說話的，劉邦的登基大典連四匹純色的白馬都湊不齊，其窮困可見一斑。實際上，劉邦只對15郡有治理權，其他30郡均在豪強手中。就是劉邦不讓他們鑄錢，估計這些人也不會聽。漢初，劉邦還要剪除韓信這些功臣，對自己的嫡係部隊“豐沛功臣”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高祖八年，大概劉邦對私鑄貨幣已經忍無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經積蓄了足夠的實力。劉邦手下沒有中央銀行，不能提高準備金率；劉邦的方式是頒布《盜錢鑄令》。
結果令劉邦失望，就是在他統治的15郡內這個法令也未能執行，何況在諸侯的地盤，4年後劉邦在平定叛亂中，中流矢死掉了，《盜錢鑄令》始終是一紙空文。
到漢惠帝在位，同姓王終於替代了異姓王，朝廷和地方勢力的鬥爭由此演變為漢室宗親窩裡反。
貨幣正式成為重要工具。
鬥爭一方的主角是呂后，呂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餘兩位重量級女強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會出場），當政15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猛人。不過，她卻面對另外一個問題，異姓王沒有了，本家人照樣跟她爭奪權力，呂后一生都在為之奮鬥。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呂后下令禁止“鑄偽錢”；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鑄，朝廷統一鑄八銖錢。呂后禁鑄私錢，甚至不是為了提高皇權權威，更重要的是為了打擊異己。
諸侯要以貨幣向朝廷納貢，理論上應該鑄八銖錢，這樣朝廷的收入比較實惠。可是，朝廷收到的卻是莢錢，擺明是忽悠呂后。最可氣的是，朝廷八銖錢經常被重鑄，然後再拿莢錢來忽悠呂后。諸位皇族，似乎混得也不比皇帝差，比如，吳王劉濞就聲稱“寡人金錢在天下者，有當賜者，寡人且往遺之”。
問題是，這個時候，諸侯在國內連軍隊都可以操練，不准私鑄貨幣？說給自己聽聽好了。你頒你的令，我鑄我的錢。
又四年，呂后不得不自己鑄“莢錢”，承認了現實。
呂后死後，漢文帝（劉恆）即位，但他不是當時唯一的候選人。劉恆想昔日重來，規定任何人（含諸侯）私鑄三銖錢都要受罰，全國統一由他鑄四銖錢。呂后也禁鑄私錢，但呂后比諸侯更有實力，呂后如此之猛，諸位王子尚且陽奉陰違，劉恆的命令只能激起反抗，大家剛把你捧上去，你就想玩陰的，門都沒有。
諸侯照樣鑄幣，劉恆照樣沒法。
公元前157年，劉恆駕崩，其子劉啟（漢景帝）即位，劉啟是個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繼續老爹的遺志，加強中央政權。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錯上書《削藩策》，建議景帝用軍隊*私鑄貨幣的諸王。
普通人有錢之後，可能會去買兩根油條，吃一根，扔一根。皇族有錢之後，通常會提高自己的理想境界，比如，可以去造反……
第一個提升自己理想境界的人就是自稱很有錢的劉濞，劉濞不但不想被清，而且提出了清君側（晁錯）的口號，當然，他實際想清掉的是皇位上的劉啟。
果然，劉啟殺了晁錯後，劉濞不但沒有停止軍事行動，而且公然宣稱“朕已稱孤”。諸王當然都想分一杯羹，於是，開始跟著劉濞去清君側（叛亂）。鬥爭終於超出了鑄幣之爭，也就是所謂的“七王之亂”。七王之亂持續了三個月，這是一場沒有正義的戰爭，無論誰勝誰負最終都會向皇權集中演進，鬥爭雙方從爭奪鑄幣權到兵戎相見，目的只有一個：統一手中的權力，使權力不受掣肘。每個人都想：我的地盤，我做主。
不過，這裡要提到的是，中國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漢朝幣值更替對民間交易影響不是很大。因為，無論是三銖、四銖還是八銖，民間交易始終按貨幣實際重量交易，無論面值、無論誰鑄的，先拿來稱。私鑄與否，損益最終都體現在皇室。
平定七王之亂後，又一個猛人登場了，他的名字叫劉徹，俗稱漢武大帝（公元前157—公元前87年）。
劉徹登基後廢除了郡國，再也沒有勢力可以直接挑戰皇權權威，劉徹從此開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中漢武帝被描述成一個英雄，劉徹確實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過，他確實太猛了，連年征伐，花銷很大，登基後4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來40多年的皇室積蓄（藏錢經耗，賦稅既竭），而且讓一半中國人到戰場上把命送掉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在皇帝眼中，人的性命當然不如他的疆土和皇位重要。
沒錢，劉徹又開始在貨幣上動腦筋了。
首先，劉徹宣布，凡是銅都收歸他所有，各地異錢和銅材一律運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銅，勿令布）。如果誰敢再私鑄，辦法也很簡單，直接砍頭（盜鑄金錢，罪皆死），實行肉體消滅。雖然可以私藏銅材，雖然可以偷偷鑄幣，但風險實在很大，私鑄貨幣確實減少了許多。
然後，他把莢錢定為法定貨幣，推行三銖錢，把鑄幣的好處全都摟到自己腰包裡了。三銖錢本來就是一種不值錢的“錢”，但劉徹的行為充分說明，沒有最不值錢的錢，只有更不值錢的錢。
他又發明了更不值錢的錢——“白金幣”。
白金是銀錫合金，按實物估算白金幣幣面值是實際價值的9倍。皮幣就更離譜了，所謂皮幣就是一張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值40萬錢。
胡亂指定幣值，不對；但是，統一貨幣，並沒有錯誤。
無論有多先進的武器，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除了超人，想要活下去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一群人，想要在世界上活下去，先別說人類內耗，就是每個人各自為戰，恐怕大家也是活不長的。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是要靠集體，靠信任。統一鑄幣，就更是要靠信任，誰更值得信任呢？雖然封建帝王也常當強盜，但朝廷比一般商舖長命，因此只有鑄幣權統一於國家，信用才能穩定。
隨著經濟發達，統一貨幣的要求會不斷增強，中國漢代富戶還可以自己造兩個銅錢，當代，就是比爾·蓋茨的欠條在美國也不如美金好使。統一貨幣的實質，是以國家信用替代商業信用，世俗權力才能集中力量對抗自然、對抗異族。
可是，如何統一，漢武帝說了不算。
可以規定交換比例，甚至可以殺掉不服從的人。
然而，若天下人都不服從，莫非要殺光天下人？既然不能殺光天下人，就是秦皇漢武，也要服從貨幣天道。”
由此，富豪盜鑄白金幣成風，至少劉徹只是沒收銅，沒有沒收銀。因為，銅在百姓而銀在官家。劉徹來自鑄幣的收入迅速減少，雖然刑罰很嚴厲（坐死者數万人），但900％的利潤率確實太高，大家仍舊前仆後繼。
終於，劉徹自己也感覺到這種辦法行不通，在貨幣面前，偉大的漢武帝終於低下了高貴的頭顱，開始鑄行“五銖錢”。五銖錢是中國貨幣史上一個重大突破，皇權在貨幣規律與剝奪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加之劉徹已經壟斷了銅的生產及存量，基本上五銖錢在劉徹當政後期能夠成為一種穩定的貨幣。
第一代官營壟斷企業
自戰國起，鹽鐵生產就是賺錢的買賣，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不可能自己從地裡弄點鹽、鐵出來，這些東西還是需要買的（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比卯於市）。嬴政統一中國後，將鹽、鐵商人弄到咸陽附近，好歹算是給了個京城戶口，並且沒禁止私營。
這一切到了劉徹手裡就走樣了。
http://data.book.hexun.com/book-5412.shtml
二年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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