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為何需要監管？

保羅·克魯格曼 2012年6月15日

1939年的經典老片《關山飛渡》(Stagecoach)里有一個角色是名叫蓋特伍德(Gatewood)的銀行家，他向無法脫身的聽眾們滔滔不絕地講述大政府的罪惡，尤其是監管銀行業的罪惡——“好像銀行家不知道怎麼經營自己的銀行似的！”他感嘆道。隨着劇情的發展，我們才得知蓋特伍德實際上正在攜款潛逃，隨身帶着整整一包貪污而來的現金。

就我們所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並沒有計劃實施任何類似的行動。不過他一直熱衷於蓋特伍德式的演講，談論他本人和同事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需要政府的密切關注。所以，當摩根大通突然宣布，它在一宗複雜的金融交易中，莫名其妙地損失了20億美元——這就可謂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它同時也是對政策制定者的重大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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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保羅·克魯格曼

當然，商人也是人（雖然金融業大佬常常會忘記這一點），而且他們也總是會犯下錯誤，造成損失。這本身並不是政府干預的理由。但是銀行具有特殊性，因為它們面臨的風險，很大程度上會由納稅人和整體經濟來承擔。而摩根大通事件恰恰說明了，即使對於那些所謂的精明銀行家，也應嚴格限制可承擔風險的種類。

銀行業到底為什麼具有特殊性？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無論現在還是過去，銀行業都會時不時地面臨破壞性的“恐慌”，而這種“恐慌”會對整體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目前右翼宣揚的“神話故事”說道，銀行業的不良行為從來都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不論是來自美聯儲還是國會中搗亂的自由派人士。然而實際上，在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美國，政府干預極少、美聯儲也尚未出現，但當時大約每六年就會出現一次恐慌。其中有些恐慌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那麼能做些什麼？在20世紀30年代那次最嚴重的銀行業恐慌爆發之後，美國採取了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該方案同時涉及擔保和監管。一方面，通過政府出資支持的儲蓄保險，限制恐慌影響的範圍；另一方面，對銀行業實行監管措施，限制它們濫用通過儲蓄保險獲得的特權地位。儲蓄保險實質上就是政府對銀行債務提供的擔保。最值得注意的是，存款得到政府擔保的銀行，不允許涉足通常風險很大的投機行為，而這類業務中典型代表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投資銀行。

這一體系為我們帶來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相對的金融穩定。然而，人們最終還是忘記了歷史的教訓。沒有政府擔保的新型銀行業務蓬勃發展，而傳統銀行和新型銀行都被允許承擔越來越大的風險。結果就是，我們最終遭遇了鍍金時代銀行業恐慌的21世紀版本，產生了巨大的惡果。

顯然，我們需要恢復那些在幾代人的時間裡避免了大規模銀行業恐慌的防護措施。除了銀行家和銀行家資助的政客之外，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既然政府的救援已經讓銀行家走出困境，他們當然希望像過去一樣一切照舊。我是否提到過華爾街向米特·羅姆尼給予了大量的資金支持？而羅姆尼也已承諾，會取消最近的金融改革舉措。

回到戴蒙和摩根大通，他們的確成功地避免了很多導致其它銀行陷入困境的糟糕決策。這種謹慎使得戴蒙成為了引領華爾街奮力延遲、弱化和廢止金融改革的先鋒官。他在反對所謂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尤其積極，這一規則禁止銀行利用政府擔保的存款來進行自營交易，即利用儲戶的錢進行投機業務。這位摩根大通的掌門人基本就在說，相信我們，一切盡在掌控之中。

但現實顯然並非如此。

摩根大通到底做了什麼？就我們了解，它利用期貨這種複雜的金融工具來進行關於商業債安全性的豪賭，有點像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幾年前在房貸上面做出的賭博。這裡的關鍵不是賭博失敗，而是在金融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機構，尤其是那些接受政府擔保的機構，不應進行此類業務。

現在，傑米·戴蒙似乎接受了教訓，甚至還承認，加強監管可能有些道理。不過這種態度大概不會持續很久，我估計華爾街只需要幾天，最多幾周時間，就會恢復往常的傲慢。

但事實是，此次事件生動地闡釋了為什麼華爾街的的確確需要監管。謝謝你，戴蒙先生。

此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