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01日 13:34:34
“IBM是美國一流的企業，我們搞的是高科技……我看你，還是到哪個汽車修理廠去碰碰運氣吧!”
1945年，年輕的王安在美國求學期間，曾想到IBM尋求一份實習工作。面試官員的這番話讓王安羞怒，也許正是此事拉開了王安與IBM數十載恩怨情仇的大幕。
脫離計算器漩渦
1949年10月21日，王安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存儲磁芯”的專利。敏銳的IBM馬上意識到這項發明廣闊的商業應用前景，決定購買專利。
據史料記載，起初王安並不打算向IBM轉讓專利，但對于這項具備前瞻性的發明，當時並無其他公司感興趣，而王安又急需創業的第一桶金。
IBM雖決定購買，但遲遲未敲定存儲磁芯的專利費。1953年11月16日，雙方終于達成協議。但兩年後，IBM取消了原先擬訂的提成費，並駁回了王安開出的250萬美元的一次性購買費，並且提出該項專利為未決專利申請。
1986年，王安出版了一本自傳《教訓》
為避免陷入曠日持久的官司，王安不得不接受IBM開出的50萬美元的價格。買賣雖成，但卻沒有形成情誼，而且強化了王安一生與IBM這一藍色巨人對峙的信念。
王安用這筆錢在波士頓創辦了王安實驗室，並在1955年，正式成立了王安(Wang)計算機公司。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王安計算機公司研發成果累累，如卡片辨認機、自動打字機、無線電打字印刷機、記錄帶辨認機等，王安還成功研制出工程專用數字裝置，如第一臺紐約體育場數字顯示記分板。
上世紀60年代初，王安公司成功研制了對數計算器，這種計算器的使用更加便捷，投産後，受到市場的追捧，1967年公司計算器銷售額達到425萬美元，是上個年度的8倍。王安公司股票也在這一年上市，上市當日，股票被股東們普遍看好，以每股12.5美元上市，當天收盤的股價竟高達40.5美元。一日之間，王安家族成為擁有賬面財富達5000萬美元的超級富豪。
70年代初，計算器市場競爭激烈，利潤日漸微薄，加上大規模集成電路即將問世，使得計算器市場前景暗淡。王安經過分析，果斷地決定放棄所有型號的計算器的生産和銷售。十多年前，王安曾毅然決定下馬傳統産品磁芯的生産，成功轉型，但那時是船小好掉頭，此時計算器銷售額已佔王安公司營業額70%以上，王安第二次轉型會成功嗎?路又在何方呢?
1986年，《中國計算機報》對王安公司的報道
曾讓IBM掌門人昏厥 “怎麼會這樣?為什麼不告訴我?”
1971年11月，王安公司推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字處理機，引起新聞界的高度關注。史料記載，當時因心肌梗塞住院的IBM掌門小托馬斯·沃森看到報紙上的這條消息時，馬上便昏厥過去了。
王安公司1987年在《中國計算機報》上刊登的廣告
王安選擇文字處理機做轉型突破口經過縝密的市場調研，他派出一批人馬，深入公司和企業進行調研。調研人員調研期結束後向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向他揭示了一個被人忽略的事實：在當時美國稍微成規模的企業中，企業在車間裏的設備投入，平均到每個藍領工人頭上，都在數萬乃至數十萬美元之間，而辦公室的文秘人員，其標配的固定設備是數十年不變的、價值才幾百美元的打字機，這導致其工作效率低下，同時其任務又比較繁重，大多數的文秘人員叫苦不迭。
當時，美國經濟也在轉型，制造業比重在下降，服務型的第三産業在急劇增長，坐辦公室的白領人員的數量在增加，辦公設備需求正浮出水面，廣闊的市場情景在王安面前清晰地展現出來。
王安看完報告後，隨即決定在文字處理機和軟件係統上投入大量研發力量。
1975年，王安公司首次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臺具有編輯、檢索等功能的文字處理機，這種文字處理機可在屏幕上直接顯示文字，可用鍵盤快速修改文稿，能像普通打字機和印刷機那樣印制文件。
王安的文字處理機給當時的辦公室帶來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從美國白宮總統辦公室到企業、機構的辦公室，王安文字處理機受到了秘書和專業人員的廣泛歡迎。王安公司利潤直線攀升，1977年，王安公司營業額首次突破1億美元大關。
1979年，一家叫Micropro的公司推出文字處理軟件WordStar，第二年另一家公司推出Word Perfect軟件。這兩種軟件與王安的文字處理係統完美匹配，有利地推動了王安文字處理機的銷售。
IBM公司當時深受美國《反壟斷法》制約，無法對王安進行全面反擊，只是固守著利潤豐厚的大型機和小型機領域。
王安説：“我的成功之道與其説在于天賦，不如説在于通情達理。所謂通情，就是通曉美國國情和世界計算機行業的行情，達理則是明察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原理。”
在企業決策上，王安主張簡單明了，不喜歡一批人搞繁瑣的論證和推演。他認為，一個技術問題，不論多麼高深復雜，一般都可以化為一種簡單易懂的方式，而找到這種方式，往往也就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在研究復雜問題時，必然涉及許多變量，要抓住多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安的多次正確決策都得益于他這種思維模式。
上世紀80年代初，王安攜文字處理機市場取勝餘威，全線出擊，把總部搬到了馬薩諸塞州的羅威爾市，建造了一個當時很先進的計算機制造廠，並大量吸收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的人才，著手設計小型機産品，並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王安公司除了在美國本土設立了廣泛的制造和經銷網絡外，還把觸角伸向全球，在包括中國在內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制造、銷售和售後服務的分支機構，成為大型跨國産業集團。
1984年2月間，美國各大商業報紙上，王安曾連續刊登過一則商業廣告：“請讓我們試一試，我們就會在閣下的訂單上把IBM一風吹走!”
1986年1月，美國政府準備在全世界的美軍空軍基地上安裝信息管理電腦係統。在公開招標中，有許多大型IT公司參加了競標，其中就有IBM公司。最後，王安公司擊敗了包括IBM在內的所有競爭對手，一舉中標，簽下了為美國空軍基地安裝信息管理電腦係統的合同。這一合同總額4.8億美元，比王安公司此前所得到的涉及金額最高的合同，還要高7倍。
恨意難消 不與IBM兼容
比爾·蓋茨曾説，如果王安能再一次完成其戰略轉型，世界上可能就沒有今日的微軟公司，“我可能就在某個地方成了一位數學家，或一位律師”。
可是IT産業就是這樣殘酷，總是一代新人換舊人，讓你能迅速成名，也能快速衰敗。王安面臨的這次重要轉型機遇就是80年代興起的PC新浪潮，當然王安的對手IBM、DEC也沒有及時把握住。王安對蘋果電腦公司在PC上的努力不屑一顧，他認為搞個人電腦是“聞所未聞的荒唐事”。
喬布斯的蘋果電腦風光兩年後，IBM醒悟過來了，迅速跟進(詳見《i殤·外企志》係列之《始“亂”終棄，跳舞的大象不帶PC》)，急速興起的PC市場把王安利潤最豐厚的小型機和文字處理機擠出市場。
在嚴峻的挑戰面前，王安醒悟過來，迅速組織研發力量，以最快速度生産出性能可靠、速度超過IBM産品的PC，但王安在執著的不與IBM為伍的信念驅動下，做出産品不與IBM PC兼容的決定。
此時原來保守的IBM反而採取了激進的開放政策，開放相應的技術標準，使得大量的PC兼容機廠商蓬勃興起，這些PC兼容機廠商事實上也就成為了IBM鬆散而又有力的聯盟，圍繞IBM PC和IBM PC兼容機的應用軟件相繼被開發出來。3年後，IBM的個人電腦已經可以運行100多種軟件，而王安的個人電腦卻沒有任何一種軟件可以運行。
王安此時的對手不是IBM了，而是IBM 們了。王安力圖打破這種局面，他決定釜底抽薪，在IBM PC的兩大支柱上做文章。
據有關史料記載，王安親赴微軟公司，秘密會見年輕的比爾·蓋茨，稱“我這次來的目的是想邀閣下一同合作”，希望微軟能夠放棄與IBM的同盟關係。而蓋茨卻笑著説：“你的美意使我受寵若驚。其次，我與IBM合作得很好，沒有什麼大的分歧。而且，我們微軟公司還很脆弱，還需要IBM的蔭庇。”
而王安也沒有爭取到英特爾成為自己的盟友，其由頭可能追溯至早年英特爾的格魯夫對王安的一次拜訪。當時，為了促銷英特爾公司的産品——不是CPU，是一種存儲器，後來成為英特爾掌門人的格魯夫前往王安的辦公室。格魯夫把存儲器樣品放在王安的辦公桌上，然後問：“您是磁芯存儲器的發明者，對于這種存儲器的應用有什麼高見?”王安輕輕地瞅了他一眼，低頭打開手上的信件，然後回答説：“如果你早先問過我這個問題，那你就不可能制造出這種部件。”這讓格魯夫感到羞辱，而且會談期間，王安頻頻接電話，屢屢打斷他們的會談。
格魯夫在會晤後填寫的出差報告中寫道：“我害怕的是我將被他那深沉的哈欠聲所淹沒。”
富二代加速企業衰敗
“因為我是公司的創始人，我要保持我對公司的完全控制權，使我的子女能有機會證明他們有經營公司的能力。”
談到王安公司未來的管理方式時，王安這樣説。這表明王安不打算採用現代化企業“專家集團控制，聘用優才管理”的模式，而要延續傳統的家族管理方式。
1986年11月，王安抱著“舉賢不避親”的態度，讓36歲的長子王烈出任公司總裁，除了公司董事會裏的眾多董事和高管反對外，業界輿論也給王安公司貼上了“保守、落伍”的標簽，這個形象對于一個新興領域的科技公司很不利。而王安執意為之，接著又安排幼子考尼特·王做王安傳播公司總裁，後又將其擢升為王安公司高管。
被寄望“虎父無犬子”的王烈沒有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其實他早在執掌公司研究部門時就表現平平，1983年他宣布推出的十余種産品無一成功。
王列在用人上，沒有繼承父親的馭才之術，沒有安排好公司三大研發支柱——考爾科、考布勞和斯加爾。本來王安採取“分槽養馬”的辦法，讓他們各自負責一個研制小組，互相競爭，推動公司發展，而王列卻強調內部合作，要統一他們三個人的思想，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使他們先後離開了王安公司。
在市場經營上，王安公司“殺雞取卵”的行為大幅提高了維持設備運行所必須的更換軟件的服務費用，即無論誰購買了王安公司的大型機，都必須提前支付5000美元的服務費用，而以前這項費用只需1000美元。
王安公司與經銷商的關係也在惡化，當這些經銷商因為技術方面的問題用電話詢問王安公司的工程師時，竟要每次收費175美元。
1983年就進入王安公司工作，後來成為思科CEO的錢伯斯回憶這段時光時説：“(王安公司)脫離了客戶，各種利益照顧得不好。”
1989年9月3日，垂暮多病的王安下令大兒子辭職，並高薪聘請愛德華·米勒接任。米勒在處理財務問題上有較高水平，上任後，迅速緩解了致命的財務困難。但他對新興的IT産業了解甚少，所以不能正確預測公司新産品的研制進度，也就不能成功地組織人力物力進行研發，無法促進王安實驗室迅速推出新産品。
“他們失敗于沒有接受開放係統，而他們一旦開始著手，又落後太多。”時為資訊開發顧問的特納這樣評價王安公司。
王安公司經營狀況江河日下，大規模裁員勢在必行。此時的錢伯斯已升至王安公司美國地區總裁的位置，他卻必須要完成裁員4000人的任務，這使得他異常痛苦。他隨即辭職了，在家賦閒了兩個月，直至思科公司向他拋出了紅繡球。錢伯斯多年以後談及王安公司的裁員行動時稱：“他們都是很優秀的員工，根本沒有必要讓他們的生活陷入混亂。”
黃昏時分
1990年3月24日，馬薩諸塞州立總醫院，王安去世。走之前，癌症的折磨讓他身受煎熬，而自己一手辛苦創立的公司一蹶不振，則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精神上的苦悶。
兩年後，1992年8月18日，一則新聞震撼了全球IT界：王安電腦公司正式向美國聯邦法院申請破産保護。而王烈説過的“我們擁有30億美元的年收入，決不可能垮臺”言猶在耳。
1993年9月21日，王安公司宣布脫離破産法的保護，似乎有東山再起的跡象。但後來的發展證明這是回光返照。
1999年5月，王安公司被荷蘭計算機服務公司GetronicsNV宣布以20億美元收購。時任王安公司公司CEO的 Joseph Tucci稱，合並後的公司將拋棄Wang的品牌。（姜洪軍）
《i殤.外企志》記者手記 美版“白帝托孤”未圓夢
1986年，王安出版了一本自傳《教訓》，總結了自己數十年的經驗教訓。但後人稱，王安最大的教訓是1986年之後幾年的任人唯親。
在中國念完本科的王安，血液裏已浸透了東方文化的基因，其晚年安排兒子王烈接班的行為，美國人不好理解，但以中國人熟悉的《三國演義》中的“白帝托孤”橋段來解讀，那似乎是人之常情。
以王烈的才情來説，雖非英才，也非阿斗，他曾在70年代末勸説父親進軍PC領域，由此可見“孺子可教”。如果放在有托孤輔佐傳統的東方，王烈應該能夠得到“顧命大臣”的相助，公司也不會那麼快地病入膏肓。
可這是在美國，在IT産業，故事的演繹並不按東方劇本進行，王安想好了開頭，卻沒猜到結局。《世界上最偉大的家族企業》一書作者David S. Landes，曾總結出成功的家族企業基本分布在三個領域：銀行業、汽車業、傳統能源行業，在這些領域，家族的聲望和社會影響力可以傳承，家族擁有的資源不會輕易被競爭對手奪走。“那些傳奇式的族長，他們都是勇敢的企業家，自己做得很好，並最終創造了一個王國。”而他們的繼承者只要做到不犯大錯誤地守成，就可讓家族企業綿延不絕。
而王安公司所在的IT産業，則是一個飛速發展的領域，在這裏，常人水平的守成，會被快速地淘汰。王安是一個世上罕見的集技術與經營才華于一體的天才，其麾下雲集了一批性格各異、才能出眾但又極難調理的人物，很少或者沒有接觸過東方文化的這批人，服膺于王安，但別指望他們會聽命于才情平平的王烈，雖然他是王安的兒子。而王安公司最大的資産就是這批人，就是他們的才氣。
如果説，王安在面向PC潮流的轉型晚了一步，只是一個大級別的戰術錯誤，還有扳回的空間和余地(IBM就演繹了這一幕)，那失掉一大批難得的英才，才是王安公司的戰略性錯誤。王烈説過“我們擁有30億美元的年收入，決不可能垮臺”，證明他沒有認識到人才在IT企業裏的重要性。
要知道，在王安公司裏，一度人才濟濟，後來成為思科CEO的錢伯斯，當時在王安公司裏，也只是一個地區公司的負責人。
王安晚年的任人唯親，斷了這批精英人才在王安公司升遷發展的念想，所謂“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托孤夢轉眼成空。（姜洪軍）
編者的話
“新聞是易碎品，但要把它當成藝術品去雕琢。”梅爾文·門徹這樣説過。新聞除了當時記者的精深敘述外，還有一個外在的雕琢力量——時間。
在記錄20世紀中期以來信息化變革浪潮的浩瀚文字中，有一些特質在熠熠閃亮，這些亮點不一定總是成功的榮耀，一些走過的彎路、失敗的技術和品牌，同樣是人類發展史上光輝的實踐。記錄他們一閃而過的瞬間，是本專欄開設的初衷。
讓我們在這裏重溫歷史，汲取經驗。
欄目主持人：姜洪軍
jianghongjun@ccid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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