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09-01天下雜誌: 物價問題的癥結是特權

 物價問題的癥結是特權

八月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物價改革方案。但由這群感受不到物價壓力的特權階級，來討論如何解決特權導致的物價上漲問題，能直搗問題核心嗎？

文 李怡  天下雜誌88期

發布時間：1988-09-01

八月十八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第十次會議的電訊，據報導，這次會議從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北戴河舉行了三天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然而，這結果是如何產生的？特別是在這之前，中共高層有沒有在北戴河舉行過會議？以及有沒有因討論物價問題沒有結果而中斷？仍然是一個謎。在中共一再強調所謂「透明度」的今天，北戴河會議的撲朔迷離正好是中共處事未能開化的註腳。

棘手的物價問題

八月一日，中共系統的香港「文匯報」，首先報導了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以未能就物價問題取得一致意見而「中斷」。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常委喬石駁斥這種報導「完全是荒謬的」，並透露「在北戴河的會議繼續舉行」。八月九日，同是中共系統的香港「大公報」，報導另一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於八月八日從北戴河返抵北京，對到訪的客人表示：「北戴河的會議在繼續舉行。」八月十四日，「文匯」、「大公」同時以頭版頭條報導「北京一位權威人士」的話，表示「中央今年夏天沒有在北戴河舉行過這種會議，當然談不上會議的中斷」。八月十六日，趙紫陽在會見日本訪問客時表示：「說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由於會上意見有分歧，使會議中斷，這純粹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我們中央政治局第十次會議昨天（八月十五日）才開始。」

於是，在八月十五日以前，特別是七月間，中共高層是否在北戴河舉行過會議？會議是中斷？是繼續？還是根本沒有舉行？就像謎一樣了。不過，從七月廿七日新華社報導中共國務院、書記處等政要雲集北戴河，會見農業科學家，以及喬石、胡啟立的講話來看，中共高層肯定七月間在北戴河是舉行過有關物價的會議的。事實上「文匯報」對會議的內容且做了報導。至於這會議是否叫「中央工作會議」，則只是名稱問題。

北戴河討論物價問題，鬧出這樣撲朔迷離的報導，已說明物價問題的棘手，而且更使人想到，物價問題在中國大陸，並非技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更不是經濟專家可以提出解決辦法的問題。

未能抓住問題本質

「文匯報」報導，在北戴河會議上，就物價問題提出了一些不好的情況，概括來說，一是加價幅度過大，二是加價的面很廣，三是物資供應不足，四是對於將要採取的方案和措施「透明度不高」，人民對物價增長心中無底，五是放開物價後，「人民的承受能力未如預期理想，企業界對現行的一些措施亦有怨言」，六是因物價問題引起的刑事案件顯著增加……。

這些情況當然也是事實，但似未能從種種現象中抓住問題的本質，或指出癥結所在。因此趙紫陽提出的解決辦法－即將物價增長由企業消化一半，消費者消化一部分，國家負擔一部分。這只能緩和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就是基本上不是對症下藥。

那麼，中國大陸物價問題的癥結在那裡？其實並不需要問什麼專家，只要到老百姓中間去聽聽他們的抱怨就清楚。總而言之，就是官僚階層的特權。

為什麼茅台酒賣到一百二十元人民幣一瓶？低工資的大陸受薪階層誰有錢買？這數字連局長級也要花半個月薪水，根本不可能是個人買的。購買者主要是用來送禮及宴請的。而送禮及宴請也主要由一些掌權者用公帳的方式支付。沒有這麼多可以開公帳的特權者，也就不會有一百二十元一瓶的茅台酒（放開價格以後，現在是五百元一瓶了）。

為什麼會有雙軌的價格？中共官方規定的牌價與自由市場的價格為什麼相距這麼遠？從官方牌價的八角錢一包的香煙到煙攤小販手上同一牌子賣到二元八角，這中間的二元，不是全部用在批發的費用上，而是有相當大的部分由「倒爺」（即投機倒把分子）用作賄賂掌權者及管制者的費用。只要物資的生產和供應仍是單元的，即基本上由國家操縱而未有私人生產的大量存在，則人民就要為「特權」和「關係」付出額外的費用。

特權有價

「特權」與「關係」在過去只是用盡在不言中的交換方式發生作用，例如你（醫生）給我開病假條，我（賣豬肉的）就給你好肉。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特權」與「關係」已經商品化，成為有價的東西了。比如你要買進一批香煙，你就要給管制者一定數目的金錢，然後再提價把香煙賣給攤販，最後是要消費者全部承受為「特權」和「關係」而支付的費用。

在開放價格以後，雖不再設官方規定的牌價，即人人可以從管制者那兒買到物資，隨著供求關係而讓物價上下起落。但是因為物資不足，管制者還是可以憑他的管制權而撈油水，一般消費者排隊買到的物資有限，相當大量的物資還是在「倒爺」們支付了「特權」與「關係」的費用之後，以更高的價錢在小攤販中出售。

總之，雙軌制價格無法取締，而物價的高漲仍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特權」與「關係」造成的，老百姓則要為此付出代價。

錯估人民承受力

放開價格之後，加價面廣的原因也和特權直接有關。五月中價格放開的只是四種主要副食品，但因為突然在幾天內漲價六○％以上，遂使人們對人民幣失去信心，紛紛要存物質而不存人民幣。於是帶動了其他東西，包括家庭電器在內的價格全面上漲。本來，只要中央銀行不濫印鈔票，控制了貨幣發行量，人民的手中鈔票有限，自然就能控制需求，價格漲得高，人民沒有錢購買，價格也就會向下回落。可是，由於龐大的官僚集團對於商品的需求，是不用貨幣作支付手段的，比如某副部長的辦公室要設「空調」（冷氣），只要官式文件批准即可，並不受貨幣發行量的限制。某機構在飯館設宴，也可以用最低的價錢吃到最好的東西。因此，收縮通貨只能控制以貨幣作支付的手段的那部分商品的需求，而不能控制「權力」對商品的要求。價格上漲，固然壓縮了以貨幣為支付手段的對商品的需求，但漲價卻反而刺激了有特權者對商品需求，從而導致漲價全面鋪開。

北戴河討論物價問題，「領導層發覺放開物價後，人民的承受能力未如預期理想」（八月一日「文匯報」報導），這是物價問題的一個關鍵。這正說明領導層與老百姓之間，在對生活壓力的感受上，有根本的不同。

據說六月初中央政治局第九次會議上，有一位大人物表示，巴西通貨膨脹每年七、八倍，「他們怎麼活的？為什麼中國人的承受能力竟不如他們？」

另一個大人物，在一次講話中說：「帶魚六毛錢一斤，貴什麼？」聽眾為之嘩然，因為優質帶魚早已賣到五、六元一斤了。

更有一位大人物表示：「都說豬肉漲價，買不到瘦肉，為什麼一定要吃豬肉呢？應該讓人民改變一下習慣，多吃點蝦、吃點雞。」人們盛傳此語時，都說是晉惠帝再世，這話正是「何不食肉糜」的翻版。

對人民承受能力的錯誤估計，來源自一個最令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現象－對特權階層的「特別供應」。什麼叫「特別供應」呢？就是對擁有特權的人，提供對物資的特別供應。在特別供應的地方購物，不受漲價及供應緊張的影響，高層領導人甚至有冷藏車駛進這些特別供應點購取貨物。

「特別供應」簡稱為「特供」，按不同的特權，又分一級「特供」、二級「特供」。除了特權人物可以享受到「特供」之外，許多單位也可以取得「特供」，例如要宴請外賓的部門。北京有的人連「特供」點在什麼地方都知道。在那裡，帶魚可能真的只賣六毛錢一斤，而豬肉跟蝦、雞的價錢也差不多。

 生存線分隔的世界

在「特供」點出售副食品，都是質量較好的。例如北京的豬肉，只有「特供」點有瘦肉。經過「特供」點這一關，到一般菜市場，豬肉都變成「丹頂鶴」（只沾上一點點瘦肉）或「白天鵝」（全肥）了。

為什麼北戴河的領導人對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如此錯誤的估計？主要原因是他們與老百姓面對的是不同的市場，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特權階層的世界，早已遠遠超出生存線之上，物價一年漲七、八倍，他們也能表現出「中國人的承受能力」絕不亞於巴西人這種民族主義的豪情。可是老百姓是僅僅踩在生存線上，物價成倍上漲，他們說不定就要掉到生存線下面去了。

總括來說，特權使物價除了因供求關係而上漲之外，還要老百姓負擔「特權」與「關係」這種成本；特權對物資的要求，又使控制貨幣發行量不能壓抑物價，反而帶動了物價上漲的全面鋪開；最後，是對特權階層的特別供應，不但加深了當權者與老百姓的矛盾，而且造成領導層對人民承受能力的錯誤估計。

老幹部不滿形成危機

這三個因素，造成了因物價而引起的風險與危機，造成了民怨沸騰，造成了犯罪率上升。

除此之外，或者我們可以再加一點，就是許多在這幾年離休的老幹部，突然發覺儘管退休所得的工資一樣，但價值卻大貶；而特權消失之後，在高價商品面前，可說完全失去購買能力。離休幹部的不滿情緒（甚至有申請上街遊行的），由於他們仍有些剩餘影響力，而帶給社會更大的危麼。

物價問題的癥結在特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所有報導有關北戴河會議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這問題，因此所有的解決方案都是隔靴搔癢。當然，由享有特權者來討論如何限制或取消特權，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一件事，他們能取消特別供應嗎？倘若可以，則幾乎一切問題都有了解決的基礎。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