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運璿開3條件力邀回台 張忠謀IC教父之路
時報周刊1462期
報導/洪淑菁、張怡文 攝影/何叔娟
「我是張忠謀，我來看您了！孫資政。」二月六日下午四點，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靜靜地來到榮總孫運璿的病房裡。探視前，張忠謀特別與家屬聯絡過，知道平常的這個時間，孫運璿通常會醒來。只是，這一天，張忠謀足足等了半個小時，還是沒有等到醒過來的孫運璿。即使面對昏迷中的孫運璿，張忠謀還是在他的耳邊留下了這句話，希望孫運璿能感受到他的關心；兩人深厚的情誼可見一斑。
張忠謀跟孫運璿之間的感情並不是親如父子，也沒有情如兄弟；但對張忠謀而言，如果不是當年孫運璿力邀他回台，他很可能今天還留在美國。張忠謀跟孫運璿間的科技情，可從即使張忠謀公務繁忙，但一接到本刊要採訪他談孫運璿的要求，一口答應，且要秘書盡速安排看得出來。「我很樂意。」這是張忠謀面對這個採訪的反應。
不甚快樂的相遇
談起跟孫運璿的交往情誼，張忠謀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一九七四年是他與孫運璿的第一次接觸，「那是一個不快樂的場合。」張忠謀說。
一九六九年，張忠謀在美任職的德州儀器來台設廠。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因全球半導體景氣很差，全球所有分公司都得裁員；包括台灣在內，有二、三百人要面臨失業的問題。
在當年，裁員可是個大事情，尤其德儀來台設廠是經過政府協助的。「要裁員得跟經濟部長打個招呼。」張忠謀說。當年的經濟部長就是孫運璿，而這項「打招呼」的重任就落到當時擔任德儀公司集團副總裁兼半導體集團總經理張忠謀身上。
孫運璿對德儀的裁員沒有多表意見，但對於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卻極為關切，包括為什麼不景氣等，並要張忠謀提供他相關的資料。當時張忠謀以為孫運璿只是對半導體產業有興趣，並不知道原來孫運璿當時正決定台灣半導體的發展計畫。「那時他沒有告訴我他在小欣欣豆漿店的事。」（一九七四年，孫運璿與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費驊、旅美學人ＲＣＡ研究室主任潘文淵在林森北路小欣欣豆漿店吃早餐，會中決定了我國將邁向積體電路發展的政策。）
PS：小欣欣豆漿店的地址:台北市南陽街40號
一九七七年，坐在達拉斯德儀辦公室的張忠謀，接到一通來自孫運璿的電話，「我要去看看你。」前往中南美洲哥斯大黎加訪問的孫運璿在抵達華盛頓途中，因輕微心臟病，在美停留一段時間；孫運璿還利用時間，到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德儀參觀，在張忠謀的陪同下，參觀了先進的自動裝配系統。
改變一生的接觸
之後兩人有過幾次接觸，但影響張忠謀最深遠的一次，甚至可說對張忠謀一生有截然不同改變的會面，則是在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一年，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李國鼎是政務委員，有關科技事務孫運璿幾乎全交給李國鼎處理。當時，李國鼎費了好大的功夫，終於才向德州儀器總裁「借」到了張忠謀，讓張忠謀回台一周(來台一周)，對台灣的資訊產業提出建議。
(1983年離開德州儀器 同年通用儀器公司擔任營運長。)
對於李國鼎終於「借」到張忠謀，孫運璿很高興。張忠謀一抵台就去看孫運璿，「一周內見了三次，有一次還是期中報告。」回美國後，張忠謀還各寄了書面報告給孫運璿跟李國鼎。「對當時的台灣其實我也是一知半解。」張忠謀打趣地說。
這次的短暫考察行程，奠定了隔年的會面基礎。一九八二年，潘文淵告訴張忠謀，「你去台灣一趟，孫院長要提供你一個工作。」到底台灣要給他什麼工作？張忠謀很好奇，特地利用假期返台。
「當時，孫院長給我三個選擇。第一是當工研院院長，第二是當他的私人顧問，第三，我記不起來了。」回想當時聽到這三個工作時的反應，張忠謀說，第一個他還有點興趣，第二個他已經沒意願，第三個選擇則是連想都不用想，也完全記不起來了。
強調薪水不吃虧
「待遇方面不會讓你吃虧的。」在講完三個職務後，孫運璿接了這句話。這句話對孫運璿來說，是表達對張忠謀的重用；但張忠謀了解，孫運璿應該是不清楚美國高階經理人的待遇。張忠謀想到當時孫運璿強調讓他不吃虧時的情景，印象深刻。
他告訴孫運璿，他在德州儀器的薪水分為三部分，本薪、紅利以及公司的股票選擇權。他解釋，股票選擇權是以公司長期的股價表現給的，要好幾年以後才有效，「如果公司未來幾年股價很高的話，這是美國高階經理人創造個人財富最好的途徑。」
「孫院長不只一次強調『不吃虧』。」每次張忠謀都會問：「孫院長，你說要我不吃虧，你是會三部分都加起來嗎？」但孫運璿並沒有回答。之後，李國鼎再找張忠謀，轉達孫運璿邀請他回國的態度，並強調：「孫院長說待遇上不會讓你吃虧的。」但對於如何不吃虧，李國鼎也沒有回答。孫運璿跟李國鼎當時有沒有可能是在「裝傻」？對於記者這個問題，張忠謀哈哈大笑。
在他返美的前一天，潘文淵銜命再來遊說張忠謀，直接問他：「你在美國收入是多少？」聽了之後，潘文淵說：「本薪可以跟你在美國一樣，至於紅利，也要公司賺錢才有，這不能算；股票選擇權也不能談，因為台灣沒有這樣。孫院長可以給你這樣的薪水，已經很難得了。」當時潘文淵的遊說內容，張忠謀記得很清楚。張忠謀很清楚，孫運璿開的條件以當時台灣的經濟條件算是很禮遇，但差太多了。至於差多少，張忠謀並沒有透露。
機緣奠下回台路
「我還有一招。」雖然離台前並未跟孫運璿提起，但張忠謀想到一招既可保護既有的股票選擇權，又可接受孫運璿邀請的方法，就是申請留職停薪。只是，他的老闆也不是省油的燈，拒絕了張忠謀的提議。
最後一招都行不通，張忠謀寫了封信給孫運璿跟李國鼎，仔細地分析他的收入，坦白告訴兩人，如果他當時就回台，會損失很多錢，「那是很大的數目字。」張忠謀直言。
「李國鼎還寫一封信罵我。」張忠謀還記得：「看了你的信，我是非常的失望，想不到我們善意的提供你職務，你還不考慮！」張忠謀清楚記得信中的內容。他並不怪李國鼎當時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直到今天，台灣還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股票選擇權。
還會想到留職停薪這一招，足見在一九八二年，孫運璿的誠意的確打動了張忠謀；而錯失的機緣，在一九八五年再度出現。時任工研院長的徐賢修再度找上張忠謀，這次，時機成熟，他決定束裝返台。「沒有八二年的淵源，八五年我也可能不會回台灣。」張忠謀說。對於張忠謀來說，回台是個很重大的決定，這樣的決定絕不可能幾個月就決定。
經濟獨立無後顧
一九八五年張忠謀選擇回台，是因為股票選擇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讓他達到經濟獨立的基礎。對他而言，經濟獨立就是要能以存款的孳息維持日常生活水準的要求；一旦達到了這個目標，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不需要再考慮金錢。
對於經濟獨立的張忠謀來說，回台接任工研院長一職，是他願意去嘗試的新工作，「有可能我會喜歡。」因為，他對自己在美國的工作型態已經感到厭倦了。
在美國，張忠謀扮演經營者的角色長達二十多年，「一九六四年我就已當到總經理的層級，所有的事情都要管，隨後地位也一直向上升，但壓力很大。」除了壓力大，最重要的是，他已對原有的工作型態感到厭倦。他以老鼠走迷宮（rat race，在美國常用來形容商界的競爭活動）的賭博遊戲（這種賭博是賭哪隻老鼠先到目的地，下注的老鼠如先走到，投注者就可拿到所有錢）為例指出，所有的經營者都是老鼠，最後拿錢的是股東。
回台改革工研院
孫運璿曾說過，自己有六個孩子，前四個是老婆生的，老五是台電，老六則是工研院。而這位孫運璿極力找回的ＩＣ教父，回台第一件事就是「管教」孫運璿的第六個孩子。
工研院長是張忠謀返台的第一個工作，接任後他大力整頓工研院。是不是覺得這個「孩子」已到了需要被「管教」的階段？張忠謀乍聽之下說，「不能說管教。」但沈思了幾秒，他回答：「對！我的確是認為需要改革。」
他直言，工研院就和很多公司一樣，不改革也可以繼續下去，但當時他已經發現，台灣不能停留在模仿的階段，必須要創新；工研院不能只關在象牙塔中，做一些只能在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而是得跟民間企業緊密結合，研發的技術要能運用在企業上，「必須要做個有影響力的機構。」但張忠謀無奈地說，在離開工研院之後，有些改革計畫也就停止了，就他來看，有些問題至今仍然存在。
孫運璿的力邀，牽引了張忠謀的回台路；有了今天的台積電，造就了張忠謀ＩＣ教父的地位。對於孫運璿，張忠謀深感敬佩，台積電並捐助成立了孫運璿基金會，繼續推動孫運璿的理念。張忠謀強調，在孫運璿那個時代，他的確是做了很多事，尤其是成立工研院與推動積體電路兩個計畫。
但對於孫運璿的推崇，張忠謀強調，過去的事總是比較美麗，但不能一直緬懷過去；且技術官僚在威權時代，的確比較有發揮的空間。到了八○年代，增額立委的出現、報禁的開放，都已經改變了威權時代的條件。
分析孫運璿居高不下的聲望，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張忠謀則認為兩者都有關。在他看來，在歷史上，孫運璿的評價已經定了；但很多評論認為，現在已經沒有當年的孫運璿，這他倒不同意，「等二、三十年再回頭看現在的人，評價也許又不同。」張忠謀強調，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環境，不同的時代要有不同的做事技能；而且無須凡事依賴政府，期待政府單位出英雄，民間也可以自有作為。
心裡有把尺
張忠謀回台的第一件事是改革孫運璿一手創辦的工研院，希望提升工研院對我國工業發展的影響力，也就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如果這個公司明天就沒有了，有多少人會在乎？」「心裡頭要有一把尺。」他一再強調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也反映他的台積電經營哲學。921地震時，台積電有幾天無法正常運作，全球半導體業者或投資大眾都很緊張，這讓張忠謀更確定台積電的地位，「有很多人在乎。」「要用這把尺來檢視，才會有進步。」
看政經困境 競合哲學最高境界
談到孫運璿，一定就會提到李國鼎。當年，孫運璿跟李國鼎是台灣兩大經濟推手，在張忠謀眼中，兩人確實達到領導人既競爭又合作的最高境界。
在今年一月的哈佛校友會中，面對在場的副總統呂秀蓮和台北市長馬英九，張忠謀提到，哈佛人的基本信念是，既競爭又合作才有利國家﹔但當今朝野卻是競爭成分多於合作。呂秀蓮和馬英九都是政黨領導人，為何不能既競爭又合作，是不是在學校沒學好？這些話當時引起很大的討論。但張忠謀認為，孫運璿和李國鼎做到了。
張忠謀強調，不能「既競爭又合作」是台灣發展面臨的大問題，而且不只在政治方面。他並舉幾年前他曾發表「成長之極限」的演講內容指出，一個國家面臨成長極限的原因很多，除了自然資源的限制之外，還包括各種人為的因素﹔包括文化、風俗、習慣等，而只能競爭不能合作也是原因之一。
在幾年前的演講中，張忠謀談到，若要打破人為因素對一個國家造成的成長極限，必須經由文化、教育、習慣及制度的全面變革，才能達成。
他以大陸和台灣為例指出，中國大陸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間，一直處於完全封閉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之下，沈重的成長極限，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十分緩慢。但自一九七八年起，中國大陸力行經濟自由化，大幅提高其成長極限的位置，使其未來還能保有相當幅度的成長空間。
至於台灣，一九五○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台灣的成長天空一直是無限寬廣。但最近幾年，平均的國內生產毛額卻一直停滯在一萬三千美元左右，這似乎說明了台灣的體制已經面臨了經濟成長極限的壓力。
他強調，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跟傳統制度下衍生的包袱，以致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優缺點。面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不斷衝擊，缺點較多且優點較少的國家，面對經濟成長極限的壓力也會比較大，台灣也不例外。
他建議，要提高台灣當前所面臨經濟成長的極限，必須要針對教育、法令規章、基礎建設的進行改革，且重整價值觀。
張忠謀認為，社會的核心價值不斷在改變，許多舊有的好觀念，例如勤奮、忠誠、互信與長期耕耘，近年已逐漸失去其穩定的社會定位，取而代之的是無限上綱的金錢主義。讓社會上處處爾虞我詐，只看眼前利益。舊有核心價值觀的喪失，長期下來將足以造成對經濟環境的限制，價值觀的重整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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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 1913年12月8日－2006年2月15日
山東蓬萊人。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二戰後受中華民國政府派任至臺灣修復台灣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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