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的意外後果

 昨天我們說了明代財政的一個有趣現象：朱元璋越想控制的東西，他就越控制不住，反而成就了民間經濟的自由活躍；朱元璋越想迫害的人，他就越迫害不了，反而成就了蘇松二府的繁榮發達。這是個始料未及的故事。

今天，我們借著郭建龍老師的這本書《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再來說一個始料未及的故事。

農耕帝國的財政基礎，就是土地嘛。搞清楚全國的土地和人口，這是中國古代中央財政的基礎。上一周，我們在講唐朝的時候，唐朝皇帝在這個問題上做得就不好，自始至終是一筆糊塗帳。

到了朱元璋的時候，朱元璋就想，我是個狠人啊，這個問題我能解決啊。於是，他幹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從從洪武十四年，開始編訂天下的「黃冊」，就是戶口登記冊。這以後朝廷收人頭稅的基礎就是這個「黃冊」。黃冊編訂完，六年後，朱元璋又開始編訂「魚鱗冊」，就是帶圖的土地登記冊，因為土地一塊塊的嘛，在圖上像是魚鱗，所以叫「魚鱗冊「。這兩個活兒幹完，花了12年時間。現在大明朝的家底兒清楚了，全國戶籍共計一千零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積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你看，工作很細吧，有零有整的。這是那個時代的大數據工程，很了不起。

但是問題來了啊，這戶籍、人口、土地，都在變動中啊。朱元璋說，那還不簡單，每過十年再干一次不就得了？朱元璋沒想到的是，他自己個性苛刻嚴謹，建國初期行政效率也高，即使如此還幹了12年，你後代的那些子孫皇帝，你要求他們十年干一回，能力上做不到嘛。 

但是還是我們昨天講的那個因素，明朝特別在意祖訓，只要是朱元璋說了，以後都要這麼辦，後來的皇帝還真就不敢不辦。那怎麼辦？好辦啊，就把10年前的數據再抄一遍好了。上上下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是清查過了。

當然了，明朝畢竟幾百年，也有真普查的，但是數據就是越查越少。到了萬曆年間，土地只有朱元璋時候的一半了。土地又沒長腿，還能跑到哪裡去？說白了就是每次清查的時候，地方官是能少報點就少報點，因為以後交稅的任務會少一點啊。就這樣，大明王朝的財政基礎，越來越縮水。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看，明朝財政是最保守，最簡單的。就是人口稅和土地稅，加上一點鹽茶專賣的收入，所以，政府的收入基本是固定的。明代工商業其實非常發達，但是因為朱元璋給明代財政定下來的這個小農基因，導致政府沒有能力對變化無常的工商業收稅。你懂的，王朝越到後期，支出總是越來越大，僅僅養活明代皇室的那筆錢就大得嚇人。軍事支出要是再一起來，這個僵化的財政體制，根本就對付不了。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就可以聊聊那次著名的張居正改革了。

張居正上台當首輔的時候，其實改革的條件是不錯的。萬曆皇帝剛剛登基，還是一個10歲的小孩。他媽媽李太后非常信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宮裡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和張居正關係也很好。這是一個大臣施展拳腳的最好環境了。但是，按照郭建龍老師的說法，張居正的所謂改革，其實根本就稱不上是一次改革，核心只有一樣，就是怎麼更高效率地收稅。當然，這不是求全責備，每個人都受制於兩個東西。一個是環境。一個是自己的格局。

作為一個改革家的張居正，環境不錯，但是格局是一般的。為啥這麼判斷？因為他就是一個現實派。現實派的好處是能做成事，缺點是很難超出現實給定的格局做成事。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和權臣，太監的關係都不錯，對於以權謀私的行為，比如讓兒子中狀元，這種事，張居正是不太避諱的。這樣的人，當然對於整個行政體制也只能做點縫縫補補的工作。也就是所謂「理順式改革」。

張居正最大的政績，就是整理稅基，清查人口和土地。就是把朱元璋幹過的事，再幹一遍。一通全國大幹快上，結果出來了，全國土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雖然比朱元璋的時候還少一點。但是比明孝宗的時候多了將近一倍啊。朝廷對於全國土地有了全新的掌控力。
有了這個大數據基礎，張居正就幹了那件讓他名垂青史的事，「一條鞭法」。我們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學到這個一條鞭法，寫的都是鞭子的鞭，但實際上，應該是編輯的編。

為啥呢？因為這個改革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讓朝廷和老百姓之間的稅收關係變得更簡單。不再分什麼土地稅、人口稅、勞役、攤派。所有這些統統按照土地數量來交。現在朝廷經過清查，有了相對準確的土地數據了嘛。所以，在帳本上，一家人的名字後面，只寫一條，你家該交多少錢。所以，這是一條「編」，編輯的編。

這次改革的結果，你想都想得到，朝廷和民間的關係變得簡單而純粹：朝廷只掌握土地，你種地就交稅，沒有什麼廢話。朝廷只要銀子，其他什麼糧食、布匹，一概不收。朝廷一年只麻煩你一次，大家交稅也都方便，國家的行政效率即使有所退化，也能徵收上來這種簡單的稅。 

所以好處是，張居正改革之後，明朝的財力大增。據說，張居正死的時候，北京的糧倉里裝滿了夠吃九年的糧食，府庫裡面也堆滿了銀子。但是，因為張居正的改革，歷史也為大明朝打開了一扇通向地獄的大門。為啥？就是這項改革讓王朝徵稅太方便了。萬曆44年，努爾哈赤七大恨 祭天，東北的局勢馬上要惡化了。明朝的軍費要增加了。怎麼辦？明朝的紙幣信用早就崩潰了。所以，這種小規模通貨膨脹的手段，明朝政府手裡是沒有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個工具，張居正改革留下的一個高效稅務系統，可以隨時加稅啊。萬曆44年，戶部尚書李汝華請求除了貴州和北京周邊，全國所有地區，每畝加收三厘五毫銀子，這就是200多萬兩銀子的總收入。

第二年，再加，每畝再加三厘五毫，再搞200萬兩。第三年，再加，每畝再加二厘。加起來這就是明末所謂的「遼餉」，為了應付遼東事務而加的稅。到了崇禎皇帝的時候，麻煩事更多。但是不怕啊，有了張居正的這個高效的收稅系統，加稅就好了嘛。這個心理和有紙幣的國家無法克制印鈔票的衝動是一樣的。所以，崇禎時期，又有了「剿餉」和「練餉」，就是剿匪的餉和練兵的餉。每次加稅之前，崇禎皇帝通常都要真心誠意地說，沒辦法，國家要用錢，再苦吾民幾年。每次都不好意思，每次都忍不住，一直加稅到民窮財盡，國破家亡為止。 

聽到這兒，你覺察出了一種荒誕沒有？一個高效的工具，可能是一個讓你沉迷其中的工具。一個救命的手段，也可能演化成致命的手段。權力給自己開出了一條筆直寬廣的大路，然後一路狂奔，直到在道路的盡頭撞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