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2 01:53經濟日報 編譯 任中原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是「全球化」的樂觀捍衛者，也是最有資格解釋「川普勝選」這場民粹地震的學者之一。
他在2015年與夫人共同發表一篇美國社會的「警世」論文：高中教育程度的白種男人因為自殺及其他「死於絕望」者，已增加到值得警覺的水準，而中年白人的整體死亡率是美國各年齡層中唯一上升者。依據他們的計算，此一轉變在1999-2013年期間使美國額外死亡達49萬人。
這項研究也證明川普得以崛起，以及他為何向美國中心區失意的白人大力訴求。大選之後，其他人也重視到白種男性死亡率偏高，及他們高度支持川普的相關性。
川普勝選，迪頓認為這應歸因「政治菁英的傲慢」。他對柯林頓夫婦相當不滿，表示「對我而言，這次選舉的最大好處是我不需要再假裝我喜歡她」，儘管他勉強投給她一票。
迪頓的觀點與他的出身背景有關。他1945年出生於英國愛丁堡，祖父是約克夏郡的煤礦工人，父親是公共工程師。他父親一心讓他受最好的教育，而他也上了劍橋。他表示，「我一向認為自己是個局外人，在求學過程中，階級差距非常明顯。因此我對支持川普者感同身受」。
對於川普內閣億萬富豪充斥該怎麼看？他表示，「之前歐巴馬在選舉時也主張改變，且曾經努力過，但算不上成功；而柯林頓的親信也不是你所希望看到的人」。
談到川普及他內定的內閣成員，迪頓看到的是共和黨「回朝（revers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因為共和黨一向比民主黨更可能在總統大選中勝出。他也歡迎自由派的體制出現震動，並期待出現調整；「有利的是這可以提醒菁英們不能再這麼做」。
他覺得「英脫」只會強化他與菁英階層的疏離感。他既反對英國「脫歐」，也反對蘇格蘭「脫英」，但「英脫」卻使他及許多蘇格蘭人重新考慮「脫英」，因為「英脫給蘇格蘭人帶來了難以忍受的困境」。
「英脫」、川普及歐洲民粹主義高漲，是否意味戰後的自由經濟秩序就此終結？迪頓回答說，「但願不是」。他表示，「開放創造了機會，人們掌握住機會而得到繁榮」。全球化的另一好處，就是使「社會壓迫大幅下降」；例如數十年來女權及同志權便大幅提高。
他在2013年所著的《大逃亡》一書中強調，如果不是幾世紀以來的全球經濟整合，我們無法像現在過得這樣健康且富裕；他認為美國傳統工業區及英國凋敝的工業帶把一切都歸咎於全球化，其實大錯特錯。
他表示，「我並不認為全球化帶來最重大的傷害；沒有全球化，我很難想像數十億人如何能夠脫貧。我不認為全球化對勞工帶來的威脅能夠與機器人相提並論」。
貧富差距擴大是否對經濟成長不利？迪頓表示，這是個「頭腦簡單」的問題；但貧富差距擴大若使有錢人或企業能「買到」對政府的控制權，「這當然是一大災難。因此必須思考貧富差距是否與利益壟斷相連接」。（取材自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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