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6 04:10 經濟日報 陳冲
兩年前我在財經媒體曾發表「人民幣藉凱因斯布局」及「躋身人民幣四大離岸中心的機會」二文，時過境遷，如果以現在時空重寫，題目說不定要改為「人民幣藉凱因斯布局達陣」及「躋身人民幣四大離岸中心破局」，是耶？非耶？
這不是我上周到香港三經論壇演講時才有的感受，而是出發前心理上已有的認識。早在去年10月因預見IMF勢必將人民幣納入SDR，我曾經寫過一篇「人民幣加入SDR後的時代」，呼籲央行儘快推動貨幣互換、開放商品，掌握SDR重組後大陸要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時機，搭上躋身離岸中心的最後班車。
然而就在三經論壇舉辦前一個月，3月17日大陸正式發布「十三五規劃綱要」，其中除所謂十大造富機會外，更設有「港澳專章」，其中有關金融部分，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新瓶舊酒，只不過「中心」改為「樞紐」而已。
中心與樞紐有何不同？對粗通中文的外國人可能感覺無差，但對深諳文字技巧的北京政府而言，就有不同意味。
這次在香港，我故問香港主管金融及庫務的首長，對外宣導時英文如何表達？他的回覆是：中心是hub，而樞紐是hub of hubs一語道破該綱要的真意：在離岸中心的競爭上，北京希望香港不是其一，而是唯一。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09年3月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仿凱因斯1944年新國際貨幣的建議，啟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號角。該文隻字未提美元，但讓美國神經緊繃；絕口不提人民幣，但舉世皆知RMB國際化的意圖。
我兩年前提出四大離岸中心，當然是希望香港、新加坡、倫敦之外，台北也能有一席之地。但很明顯的，自去年習近平訪問英國後，因大禮之一為重訂兩國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3,500億元），倫敦聲勢大漲，人民幣在倫敦日均交易約當954億美元，已超過香港，成長143%。而新加坡也於本年4月英國公布的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首次超越香港，成為全球第三名金融中心。
面對追兵，人民幣存款近二年均維持1兆元以上的香港，卻也好整以暇，因為正如前述3月17日公布的十三五規劃，是打算將香港打造為離岸中心中的中心，何懼之有？
我在2011年起，基於發展與風險雙重考慮，提倡研究兩岸特色金融，經金融界全體努力漸有成果，寶島債發行熱絡聲名鵲起，外幣結算平台業順利運作，也可進行PVP及DVP的同步處理，已粗具應有的金融基礎建設。
台北在今年GFCI排名還進步二名，全球第24，人民幣存款在近半年逆勢成長，逼近3,200億元；尤其人民幣期貨更快速擴張，占全體境外交易的六成，不是沒有勝出的條件。
但因台灣沒有「人為」的加持，不可能如香港擬議推出股市雙幣交易，加上欠缺回流機制、沒有貨幣互換協議，資金去路不暢，目前看來恐怕無緣四大。或許有人說，互換機制用到的機會極微，並不重要；但不容否認其象徵性意義極大（倫敦就是例子），而且大陸現已與33國簽訂互換協議，總額達32,985億元，可見這絕不是技術的障礙可以搪塞。
台灣不能僅靠大陸市場，然而也不宜拋棄在貿易面、地緣面都有優勢的商機。倫敦、新加坡原本即為外匯交易中心，香港又在北京的規劃下，有意走向「唯一」的離岸樞紐，台北至少應保住「其一」離岸中心的機會，創造金融界下一波攻勢的環境，主政者實責無旁貸。
忽然想起李宗盛的歌「夢醒時分」，尤其是最後一段。
（作者是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陳冲）
2015人民幣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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