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是二十世紀東亞的第一場大戰，這場大戰背後的衝突因子，不僅預示著日後的太平洋戰爭，同時也預埋著冷戰。
因此，理解日俄戰爭，是理解二十世紀東亞史的關鍵。而要理解日俄戰爭，尤其是理解這場大規模戰爭的前因與後果，就必須理解地理。一言以蔽之，地緣政治，是理解日俄戰爭的關鍵。
參賽國與標的物
1904年2月6日開戰，1905年9月5日締結和約的日俄戰爭（年表參見表一）。這場戰爭的直接參與國是俄羅斯帝國與日本帝國，間接參與國則是德、法、美、英四強。其中，1871年新生的德意志帝國與法蘭西帝國站在俄羅斯帝國的背後，而同為海洋強權的大英帝國與美國，則對日本提供實質支持。
表一 日俄戰爭年表
1904.2.6 日本對俄羅斯傳達斷交通告
2.8 日軍攻擊旅順港外的俄羅斯艦隊
2.10 日本對俄羅斯傳達宣戰布告
2-5 旅順港封鎖作戰
8-11 旅順港總攻擊
8.28-9.4 遼陽會戰
1905.1.1 日軍攻陷旅順、俄軍開城投降
3.1-3.10 奉天會戰
5.27-28 日本海海戰、俄聯合艦隊崩潰、俄同意談和
7.7 日軍登陸庫頁島南部
7.31 俄軍投降
8.10 日俄講和會議召開
9.5 日俄締結樸茲茅斯條約
在這幅複雜的國際政治構圖中，日本與俄羅斯爭鬥的直接標的物，是對朝鮮半島的帝國支配權。而在「朝鮮半島問題」的深層，則是有關「大滿州」──包括今日中國東北三省與俄羅斯聯邦濱海省一帶的廣袤區域──的支配權爭奪戰。
在地緣政治上，半島具有兩面刃的特性。一方面，從陸權的角度來看，半島可以被陸地強權當作向海洋投射權力的跳板；另一方面，從海洋的角度來看，半島也可以被海洋強權當作是前進大陸的灘頭堡。這種兩面刃的地緣政治性格，深深地制約著朝鮮半島的歷史。
歷史上，朝鮮半島曾經多次遭受來自海洋的侵襲。西元十四、十五世紀的「前期倭寇」，十六、十七世紀的後期倭寇，以及1592年至1598年的韓戰──日本豐臣秀吉政權發動的侵韓戰爭（朝鮮史上的「壬辰倭亂」與「丁酉倭亂」），即是顯例。
然而，朝鮮半島的歷史，更多是來自東亞大陸的安全威脅，半島住民在遭遇來自大陸威脅時，經常必須面臨三面背海而無處可逃的窘境；「從內陸被擠壓到海洋」的恐懼，經常籠罩著朝鮮半島，因而防止來自內陸壓力的關鍵地帶，便是半島的「根部」（半島與大陸塊的連結地帶）所在。對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而言，維護國土安全的首要課題，是從半島「根部」以迄內陸地帶的安定。特別是，儘管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因為瀕臨海洋而大多具有海權的性格，卻無法以船隻進攻大陸內部來確保半島的國土安全，因而半島國家面對來自大陸的威脅時，不得不採取守勢。
為了排除或抑制來自內陸的壓力，半島「根部」及鄰近的內陸側區域的安定，絕對不可或缺──對朝鮮而半島而言，這個安全上不可或缺的「根部」，就是半島北側的「滿州」。換言之，「滿州」的安定與動亂，直接影響朝鮮半島的安全。例如，歷史上著名的扶余國（秦漢）、隋唐帝國時代的黑水靺鞨（滿州中北部）與渤海國（滿州南部）、女真人的金國、以及近代女真滿州人所建立之後金‧清帝國等，都直接衝擊到朝鮮半島的安全。
簡言之，朝鮮半島特殊的地理處境，使半島居民的安全，深深仰賴一組複雜的聯立方程式：大陸根部的安定與海洋彼岸的安定，而安定的基本內涵則包括對手政權尚未強大到足以或意願侵略朝鮮，以及尚未虛弱到難民、流民或盜民四散而波及朝鮮。
這不是一組容易獲致與維持的聯立方程式。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與十七世紀上半葉，朝鮮半島歷經嚴重的戰亂，既遭遇來自海洋對岸之日本的侵略，也遭遇來自大滿州新興勢力（後）金汗國的侵略（1626年，朝鮮史上的「丁卯胡亂」）。其後，通過日本幕府自1636年以降實施嚴格的經貿管制（通俗而不正確的稱呼是「鎖國」），清帝國征服東亞大陸，以及李氏朝鮮被編為清帝國的藩屬國等歷程，朝鮮半島才獲致長期的和平。但是，這個和平狀態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遭到破壞，破壞的力量首先來自陸地（俄羅斯帝國），其後又來自海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這兩股力量在朝鮮半島的衝突，以及其他強權在這場衝突中的不同利益與立場，最終成為日俄戰爭的火種。
俄羅斯的地緣政治
俄羅斯自1582年殲滅西伯爾（Sibir）汗國以降，為了獲取皮貨（pushni'na）貿易（各種珍貴獸皮製成的衣裘）與擴張領土而加速東進。1619年抵達葉尼塞河濱，越十年抵達勒那河濱，至1637年，先遣的哥薩克兵團已抵達鄂霍茨克海（俄文原意為「獵人之海」），十年後建立鄂霍茨克（Okhotsk）要塞，以此作為前進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探險的前進據點。1648年，哥薩克德志涅夫（Semyon Dezhnev）特遣隊抵達今日濱臨白令海峽的亞洲大陸東北端展開探險。
俄羅斯人的東進越加速，征服版圖越擴大，後勤補給的問題便越深刻。在自然地理上，西伯利亞的河川，清一色呈現南北流向而非東西流向，而且絕大多數注入北極海，其中僅黑龍江注入鄂霍茨克海。黑龍江流域，尤其是人口較為密集且物產豐富的黑龍江上中游一帶，成為俄羅斯在西伯利亞殖民所不可或缺的後勤補給區域。
1649年，哈巴洛夫（Khabalov）率團開始前往黑龍江流域探險。1651年，俄人在黑龍江畔建立雅克薩要塞，首次引起清帝國當局警戒。1656年，俄人在色愣格河（Selenga）支流基洛克河（Khilok）河谷建立尼布楚（Nerchinsk）要塞，由此越過「心臟地帶」的邊陲而指向迄黑龍江。黑龍江流域的富庶增強俄羅斯的擴張興趣，並因此使俄羅斯帝國的擴張邏輯自然地引導至日本海與朝鮮海（中國人俗稱的「黃海」）。
俄羅斯基於帝國補給線問題而侵入滿州，終於引起清帝國的反擊，這場延宕數年的衝突（包括1685年至1686年的雅克薩戰爭），最終以1689年8月簽署清俄尼布楚條約收場。在簽約當時，俄羅斯帝國當局鑑於歐俄與遠東之間為布里雅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s）的領地，擔心前線過度延伸將有從中被布里雅特蒙古人切斷的威脅；而擁有軍事與地理優勢的清帝國，此時的主要關切是準噶爾領袖噶爾丹（Galdan Boshughtu, 1671-1697）的攻擊，認為當時已在新疆至滿州之間建立起強大帝國的準噶爾汗國足以威脅到蒙古並經由蒙古而威脅到北京，最壞劇本是俄羅斯與噶爾丹聯盟，因而急於與俄羅斯帝國就滿州問題達成妥協。
簡言之，俄羅斯的主要動機是地緣經濟（俄人視清帝國為西伯利亞皮毛的巨大市場且需要滿州的經濟補給力），而清帝國的主要關切是地緣政治（準噶爾帝國的軍事威脅），這些因素促使清俄兩大帝國在尼布楚達成妥協。
由於尼布楚條約忽視俄羅斯‧蒙古邊界，俄清這兩個強大的帝國實質上同意讓蒙古國家以「緩衝國」的身分繼續存活。重點是，尼布楚條約的簽署，給予清帝國全力對付準噶爾部葛爾丹的戰略機會。
在歷史意義上，準噶爾汗國是蒙古人謀求聯合各部族重振成吉思汗帝國榮光的最後一次努力，但噶爾丹汗面臨許多困難而未能統合成功，尤其是未能獲取東蒙古（喀爾喀部）的支持，使噶爾丹難以力抗清帝國，尤其是清俄尼布楚條約簽署後，噶爾丹汗更喪失與俄羅斯帝國結盟以對抗清帝國的機會。1696年清帝國大敗噶爾丹汗，翌年卒，其後蒙古人在亞洲內奧的影響力明顯下降，儘管準噶爾部在不同的領導人手下仍繼續與清帝國相抗，但至1750年代，清帝國已在軍事上完全征服蒙古與亞洲內奧。
如此一來，俄羅斯帝國與清帝國之間的緩衝國與邊疆地帶消失，兩個巨大的帝國直接接壤與對峙，為日後兩國複雜的衝突埋下火種。
同樣重要的是，尼布楚條約僅延緩了俄羅斯的南進滿州，並未延緩俄羅斯的東進。儘管俄羅斯侵入滿州與朝鮮半島的進度因尼布楚條約而被延宕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839年至42年鴉片戰爭與清帝國的虛弱完全暴露之後，但是，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並未解決俄羅斯殖民西伯利亞所必須處理的根本問題：經濟腹地與後勤補給。
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在西伯利亞進行殖民活動所需的資財和糧食，全靠歐俄補給，耗時久，費用大。長遠之計，是必須為西伯利亞殖民所需的資財與糧食尋獲在地的補給區與腹地，在地理上，最佳的選擇是滿州，一旦侵入滿州的力量受挫，便只有向更遠的東方尋找替代區域，而這個替代區域就是日本──如果能從日本獲得資財與糧食，將可以給予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殖民活動巨大的便利。
因此，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上，尼布楚條約的簽署，意味著日本在未來所將遭遇的俄羅斯威脅將不可避免。一旦俄羅斯帝國在太平洋沿岸地帶落足取得據點，俄羅斯人將耐心地等待清帝國權力的腐蝕為其打開通往日本海的道路。於是，在後續的東進過程中，俄羅斯人的躍進行動，逐漸地創造出俄羅斯與日本之間的新邊疆（frontier），這是俄羅斯之太平洋邊疆的一個額外地帶，並據此直接向日本本國施加壓迫。千島群島、庫頁島、北海道等日俄邊疆地帶的島嶼，便成為兩國衝突的火種。
日俄新邊疆的創造與兩國在這個邊疆的衝突，是一個極為緩慢的過程，探險、偵查與派遣使節試探等過程，耗費近兩個世紀。然而，隨著北太平洋整個探險工作的底定，至十九世紀初，俄羅斯的擴張力量已直指日本本土，從而激化兩國之間的衝突。
這場衝突對日本與俄羅斯兩國各自產生深遠的影響。對日本而言，這意味著江戶幕府實施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對俄羅斯而言，將帝國擴張的向量延伸至日本本土，要求著新的防衛政策，於是，要塞艦隊戰略的綱領漸漸成形，而千島群島則註定成為防衛俄羅斯對鄂霍茨海控制權之俄羅斯海軍的外圍境界線。
1839年至42年鴉片戰爭，通過大英帝國的強大海軍攻勢，清帝國的虛弱完全暴露在列強的眼中，既加速日本的危機感，同時也促使俄羅斯改變對清帝國的政策，重啟直接侵入滿州的戰略興趣。1847年，年僅卅九歲的穆拉維也夫將軍（General Nikolai Muravev）被任命為俄羅斯帝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標誌著新一波俄羅斯的滿州擴張──穆拉維也夫將其戰略目標設定為：「只有取得黑龍江的航行權，才能佔領西伯利亞、保衛堪察加和鄂霍茨克海，使其永屬俄羅斯版圖並分享太平洋的國際利益」。
這個南進滿州的擴張政策，很快地取得重大的果實。1855年，就在美國以特遣艦隊迫使日本「開國」（1853年）的第三年，俄羅斯成功地迫使日本簽署「日俄友好條約」（通稱「日俄下田條約」），同樣強迫幕府對俄「開國」並與之通商。其後，通過1858年與1860年清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等一系列條約，俄羅斯取得瀕臨太平洋的廣袤領土，並因此得以在1861年建造新的太平洋艦隊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漢名海參崴）。海參崴的建造，標誌著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今後將可以穿越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的對馬海峽而直下西太平洋，實現穆拉維也夫那「分享太平洋的國際利益」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擴張政策的順利推展，使俄羅斯漸次形成一種新的全球性戰略。一般的說法宣稱，俄羅斯擴張的根本目的在獲得溫水港，但追求溫水港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更精確地說，作為「心臟地帶」最強大之陸權國家的俄羅斯帝國，其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統制經濟）與暴力高壓的政治體制（專制政體），使其體質上具有內向性格，這個巨大的帝國追求著建立一組海軍基地（包括溫水港）構成的網絡來讓帝國的軍隊能享有更大的作戰自由，以便構成一個防衛網（或海牆），在這個防衛網之內，俄羅斯帝國可以確保其領土支配並免於被沿岸地帶的強權（大英帝國及其他）與美國的敵意行為。
如此，俄羅斯同步向滿州、日本海與日本本土進逼，被帝國當局視為鞏固帝國的必要措施。與此同時，俄羅斯帝國在東北亞的新擴張，還引起巨大的國際迴響──不僅引起日本的震撼，成為倒幕攘夷運動（大政奉還運動）的重要動能，同時引起大英帝國的警戒。
大英帝國的圍堵戰略
英倫三島孤懸於歐洲大陸西北海域的地理現實，使英國長期面對一個一貫的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兩難：歐洲。和歐洲大陸的地理鄰接性，以及和歐洲大陸很自然的地緣經濟關係，使英國與歐洲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對於英國的國家主權而言，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在根本上也意味著持續存在的政治與軍事威脅。任何在歐洲大陸建立起全面霸權的國家，或是在歐洲相當的領域上建立起霸權的國家，可以取得迫使英國屈服，或是腐蝕英國的國家獨立、經濟利益與領土完整的地位。
面對此一地緣政治的現實，英吉利海峽與英國皇家海家，構成英國的第一道防衛線。第二道防衛線則是防止歐洲大陸出現單一的支配性強權。當這樣的強權出現時，英國的國家安全便只能依賴於皇家海軍、皇家空軍，以及運氣：西班牙的無敵艦隊（1588年）與擊敗拿破崙艦隊的特拉法賈爾（Trafalgar）戰役（1812年）等，即為顯例。由於運氣只是戰略的低級替代品，因而英國首要的國家利益，便是防止單一的、團結而鞏固的歐洲政治實體出現。此一思維，即構成維持歐洲「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戰略。
在維持歐洲大陸權力平衡的過程中，英國必須極小化本身對歐洲大陸經濟的依賴。英國之所以建構海外的殖民帝國而成為日不落國，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尋找一個經濟關係的安定系統，藉以確保英國得以獨立於歐洲大陸的政治之外。因此，英國皇家海軍的角色，並不僅是保衛英國本土免於歐洲大陸強權的進犯而已。這支強大海軍的角色，是在創建一個經濟系統的架構，藉以使英國與歐洲大陸的經濟關係維持在可欲（disirable）但並不是不可或缺（indispensable）的程度上。
1814年拿破崙戰爭結束與1815年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體制的成立，英國在歐洲實現了權力平衡，但在全球層次，卻面臨著來自俄羅斯帝國的挑戰，這個挑戰明顯地表現在俄羅斯南進中亞而抵達印度（美國獨立之後大英帝國在海外的最重要殖民地，即大英帝國的經濟命脈所在）的戰略威脅之上。於是，大英帝國基於防衛印度的現實利益，俄羅斯帝國基於南進政策，兩大強權在亞洲內奧展開了權力鬥爭，此即著名的英俄「大競賽」（Great Game）。
英俄「大競賽」以1850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為轉捩點，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略相當於拿破崙戰爭之後與克里米亞戰爭之前（1815年至1853年）。在這個階段中，俄羅斯對亞洲內奧的擴張政策是其黑海政策的延長。為了徹底控制黑海，聖彼得堡當局決意控制黑海沿岸各地，包括黑海右岸的北高加索與外高加索地區。征服北高加索是俄羅斯帝國歷史上最為慘痛的記錄，遭遇著來自當地原住諸民自主性的激烈抵抗，而對外高加索的征服，則遭遇著奧圖曼帝國與波斯卡賈爾王朝的抵抗。
第二個階段是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以迄日俄戰爭（1856年至1905年）。在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羅斯在黑海的擴張政策遭遇史上最嚴重的挫折與抑制，因而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將帝國擴張的方向移轉至其東方與南方，著手展開積極的中亞征服，以及對清帝國、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擴張。
於是，在「大競賽」第二階段中，也就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英俄兩大帝國的衝突，升高為全球性的衝突，俄羅斯帝國謀求在歐亞大陸進行擴張，而大英帝國則謀求在歐亞大陸上進行「圍堵」，圍堵的重心則擺在三個戰略扼制點之上：黑海兩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韃靼尼爾海峽）、控制阿富汗通往印度的開伯隘口（Khyber Pass），以及扼制俄羅斯位於海參崴之太平洋艦隊南下的對馬海峽。
圍堵俄羅斯的戰略考慮，支配著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的東亞政策。為了防止清帝國崩潰給予俄羅斯直接支配滿州與華北的戰略機會，大英帝國持續支持行將就木的清帝國（一如在歐洲支持岌岌可危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免於淪亡），包括在長達十餘年的太平天國革命（1851年至1864年）間出兵支持清帝國，以及在「同治中興」的自強運動中給予清帝國有力的支援。
基於同樣的戰略考慮，在日本的倒幕運動與明治維新過程中，倫敦當局也明確地支持明治維新，並在新政權成立後，對日本的快速現代化給予積極的支持，藉以扶植一個足以在對馬海峽上遏阻俄羅斯南下的新興日本。換言之，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崛起，除了日本人的主體努力之外，一個最根本的國際條件，是十九世紀最強大之全球海權國大英帝國的戰略支持。明治日本的權力遠颺，正是拜十九世紀英國圍堵戰略的順風船之賜。
正是在這層背景上，最終激盪出日俄戰爭的軍事對決。
日本的地緣政治
明治維新實現了日本內部的政權轉移（大政奉還），此一內部變革的根本目標，在於救亡──攘夷。用當代的術語來說，明治維新的根本任務，是克服日本正遭遇的國家安全危機。因此，明治維新的實現，提起了日本樹立新國家戰略的課題。
日本的國家戰略，必須以日本的地理現實為基礎。在自然地理上，日本是一個島國，擁有四個大島和許多小島，南自九州，北至北海道，伸展約兩千多公里，各主要島嶼被五十公里以下的海峽所分隔，地形上是由沿海平原與三千公尺以下的內陸山脈所構成，因而日本雖擁有極長的海岸線，卻無實質的內陸可言。如果入侵者登陸成功，將很容易可以切斷各島的聯繫，至少能佔領沿海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區。
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歷史上，其他國家從未成功地侵入日本。這與其說是運氣，毋寧說是地理使然。在地形上，日本像個新月，兩個頂端接近亞洲大陸，本州最南部的福岡，與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相距約140哩。亞洲大陸上面對日本的海岸，並沒有什麼良好的軍港：唯一的良港是海參崴，距離日本也有500哩。確實，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元山與清津，皆屬良港，但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的海峽卻十分凶險，實施渡海登陸作戰頗為困難。因此，歷史上，從亞洲大陸進攻日本的企圖，從未成功。元世祖忽必烈著名的征日敗舉，即是顯例。
地理保護著日本，但地理也給日本帶來嚴重的限制，因為日本欠缺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用以發展工業的資源。這些地理條件，使明治日本在規劃國家安全戰略時，必須實現下列幾項根本的目標。
第一，日本本土（四島及其鄰近島嶼）的安全。
第二，控制日本各島嶼的近海。
第三，自亞洲大陸或東南亞取得礦藏與資源，藉以維持日本的經濟生存和發展。
第四，維持日本在三個「湖」（日本海、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的海洋霸權，也就是維持在西太平洋的霸權。
在1868年明治維新與1873年「西南戰爭」之後，日本基本上已經實現了第一個戰略目標（本土安全）。幕府末期與明治初期快速的海軍建設，也很快地使日本實現第二個戰略目標（近海防衛）。然而，明治維新所推進的工業化（殖產興業），卻要求著日本加速實現第三個戰略目標（海外資源的攫取與確保），而實現這個目標，又聯繫上第四個目標（西太平洋霸權）。正是在第三與第四個目標上，使日本幾乎在明治維新的同時，就走向帝國主義的擴張之路。對外擴張，包括軍事擴張，也就是戰爭，變成日本實現工業化的基石（在美國，則反過來，工業是戰爭的基石）。
這個擴張的動能，首先指向臺灣與朝鮮半島。1870年代「征韓論」的興起，以及以琉球漂流民為名的出兵侵略臺灣之舉，是明治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擴張路線的先期指標，同時也使日本得以正式併吞琉球。更重要的是，這兩個擴張向量，共同地指向支配東亞大陸的清帝國（臺灣是清帝國的領土，朝鮮則是清帝國的「藩屬國」）。此一地緣政治衝突，連同清帝國與日本對東中國海的霸權爭奪，最終引爆了1894年至1895年的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日清戰爭改變著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力學。
第一，日本獲得臺灣，並且在朝鮮半島取得優越地位，從而將日本的戰略利益引向作為朝鮮半島「根部」而對朝鮮半島安全不可或缺的滿州。
第二，戰敗的清帝國，為了抑制日本而求助於俄羅斯，為此而給予俄羅斯在滿州更多的特權，尤其是興建鐵道的權利。這等於是承認滿州被納入俄羅斯帝國的實質支配範圍，允許俄羅斯在最終實現穆拉維也夫那種將滿州「納入俄羅斯版圖」的戰略目標，從而激化列強在滿州的帝國主義衝突。
第三，清帝國的戰敗，以及戰後給予俄羅斯在滿州的特權動向，加速列強瓜分清帝國的動向，從而打開清帝國的解體之路。
第四，以上三項因素，連同俄羅斯聯合法蘭西與德意志共同干涉，阻止日本攫取遼東半島，雖使日本暫時撤離滿州，卻更加刺激日本建立西太平洋海洋霸權的決心，因而使日俄衝突成為東北亞衝突的新主軸。
於是，在日清戰爭之後，日本即加速進行對俄戰爭的準備，而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使日本對俄開戰的條件更為堅實。1904年2月，在經過近十年的「生俱教訓」之後，日本終於發動日俄戰爭。
勝利與失敗的辯證法
日俄戰爭以日本的勝利告終，在海洋上的戰鬥，尤其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通過這場戰爭的勝利，日本已經在西北太平洋取得獨霸的地位。然而，就在日本差不多獨霸西北太平洋之際，原本在幕後支持日本發動日俄戰爭的美國卻出面調停，最終促成日俄於1905年9月在美國的樸茲茅斯簽署和平條約。
美國的調停預示著日後的美日衝突。通過美國總統西奧多爾‧羅斯福（老羅斯福）的調停，雖讓日本取得了朝鮮的「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s）、遼東半島的控制權與庫頁島南部的領土主權，但這紙條約也讓俄羅斯挽救了海參崴軍港，因而使俄羅斯仍保有太平洋海岸與太平洋艦隊，可以無限期地繼續站在日本的背後。
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使日本實現了西北太平洋的霸權，唯一在西太平洋上有能力阻撓日本的海軍強權，僅剩下剛在1898年的美國‧西班牙戰爭中奪取菲律賓群島的美國。這個冷峻的戰略事實，已經充分暴露在日美兩國的領袖眼中。美國老羅福斯總統進行樸茲茅斯調停並協助俄羅斯保住了海參崴與太平洋艦隊，根本原因，即在於意識到日本的「過度強大」對美國所將造成的威脅。如果日本在日俄戰後的和約中取得完全的勝利，佔領海參崴並控制西伯利亞，日本的地位將更為有力，可以在亞洲大陸及西太平洋自由地進行更多的擴張。美國介入並主導樸茲茅斯調停，根本的原因，在於畏懼日本的壯大將威脅到美國在菲律賓與西太平洋的地位。樸茲茅斯條約拯救了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地位，在海洋上，俄羅斯雖不足以再威脅到日本，但在陸地上，保住西伯利亞的俄羅斯，卻可以永久地威脅日本對朝鮮半島、滿州的企圖。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打開了日美雙方敵視的道路。在美國，很快地興起黃禍的反日輿論；在日本，則在日俄樸茲茅斯和約簽署後，爆發反美暴動（「日比谷燒打事件」）。更重要的是，在日俄戰爭後的兩年之後，美國軍方與日本政府分別制定以對方為假想敵的太平洋戰爭計畫──美國海軍的「橙計畫」（Orange Plan）與日本內閣通過的「帝國國防方針」。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醞釀著日後日美兩國邁向太平洋戰爭之路的地緣政治衝突。
同樣重要的是，在日俄戰爭的勝利後，日本的統治階級沈浸在戰爭勝利與帝國擴張的喜悅之中，著手全力推進第三戰略目標──海外資源的攫取與確保──的實現，旋即於1910年併吞朝鮮半島，並著手推進侵略與併吞滿州與蒙古的帝國大計。這種對東亞大陸的領土兼併行動，改變了日本作為島國的國家體質，日本變成了兩棲國家，在戰略上既必須防衛來自海洋的威脅（美國），也必須防衛來自陸地的威脅（俄羅斯與中國）。這意味著日本必須著手準備兩種異質的戰爭（海戰與陸戰），同時也就意味著日本必須同時建設大海軍與大陸軍。問題是，面臨同質性兩線作戰（如兩線陸戰或兩線海戰），已是一般國家最大的戰略惡夢，更何況是面對異質性兩線作戰（大海戰與大陸戰）。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過同時擁有大海軍與大陸軍而國力不被耗盡的記錄。
因此，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後，將自己變成兩棲國家的作法，便逼迫著日本不得不走向更橫暴的軍國主義，以及「南進」與「北進」論並進的戰略錯亂。這個戰略錯亂拖垮日本的國力與政府財政，並激化日本對外侵略以擷取更多資源的迫切感。日俄戰爭所帶來的勝利與日本政府對勝利的特殊處理方式，最終導致日本走向「大東亞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亡國之路。
在太平洋戰爭之後，繼承俄羅斯帝國的蘇聯，實現了日俄戰爭中被擊潰的戰略目標，而美國則將太平洋變成美國的內湖。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於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對峙圖式，至二十世紀中葉改為美國與蘇聯的戰略對峙，而戰敗且被美軍單獨佔領的日本，則再度扮演著海洋強權圍堵大陸強權（蘇聯）的前哨國家角色，並且，就像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經驗一樣，此一圍堵戰略的圍堵前哨角色中，戰敗的日本，快速地實現國家的復興，終於成就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強權的地位。
正是在日俄戰爭的勝利之中，埋藏著日本戰敗亡國的種子；且正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失敗之中，埋藏著日本成為民主與經濟先進國的機遇。勝利與失敗的歷史，如實地訴說著自己的辯證法。在這個複雜的歷史辯證過程中，深埋著地緣政治的真理。
（200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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